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60年代在学术界初露头角的方克立，在连续参加了两期农村社教（“四清”）运动后，接着又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学术工作也因此而中断了十余年。80年代初，他以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而开始重新活跃于学术界。

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方克立配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专题研讨会，他用笔名“岳华”写的会议纪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同年3月，他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接着他又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现实意义》《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鸿篇巨制——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评介》等文章。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3]也以范畴词条数量多和内容翔实为一大特点。方克立在南开大学首先招收培养了一批“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83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哲学范畴研讨会上，他带四名研究生出席会议并且都发表了论文，南开大学哲学系也成为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重镇之一。

关于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意义。方克立认为，80年代初的“范畴热”，是起因于一部分哲学史工作者不满足于过去那种“列传体”“四大块”“两军对战”的简单化的哲学史研究模式，力图探索一条通过哲学范畴史的研究，来揭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进程、各民族理论思维的特点和诸哲学系统的深层逻辑结构的新路。它的终极目的不仅是为哲学的繁荣和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建设，而且也是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促进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服务。他强调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作了几点论证：第一，把哲学史当作认识史，研究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规定的任务。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写出一部通过范畴的逻辑演化而充分展开的哲学史，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它是一个方法论的宝库，研究我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同样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研究认识史、范畴史的指示和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的党性原则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本身就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蒲鲁东等人的批判，对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原则的唯物主义改造，都给我们指出了沿着正确的方向去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道路。方克立认为，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逻辑）的内容，而且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探索道路。毛泽东对“知行”“矛盾”“事物”“实事求是”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就给我们提供了用适当的民族形式来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榜样。

方克立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指导，系统地清理了中国哲学史中的“知行”范畴，全面考察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哲学家关于知行难易、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分合等问题的论辩，特别是对宋元明清时期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各种具有典型形态的知行学说，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他高度评价王夫之在批判一切“离行以为知”的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认为它“是较无片面性弊病的，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知和行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产生以前，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水平”。知行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方克立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革命阶段的每一次重大转变，总是要把认识论问题突出出来，因为革命的指导者总是首先要解决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孙中山正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才提出了革命的“心理建设”的问题，写了《孙文学说》一书。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是在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为了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而写作的。他对知行范畴的考察，没有走入思想的纯粹逻辑推演之一途，而是力图通过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https://www.daowen.com)

1984年，方克立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获天津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天津市评选委员会在“评语”中说：“该书撰写之初，就明确提出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来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作者始终坚持这一宗旨，不为前些年出现的一股怀疑和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所动摇，表现了一个哲学工作者的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

除了“知行”范畴之外，方克立关于“体用”范畴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较高评价。他认为“体”和“用”是最足以表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特点的一对范畴，在西方哲学或印度哲学中都找不出一对与它的涵义完全相当的范畴来。他首先考察了体用范畴的由来，否定了“体用本乎释氏”“出自西来佛书”之说，指出在先秦文献中已有体用并举的提法，到魏晋时期，“体”和“用”已成为一对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本体论范畴，并成为魏晋玄学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玄学体用观对后来的佛教哲学和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他准确地厘定了体用范畴的涵义，指出它的本义是指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后来才发展、衍生出了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的意义，并探讨了从前者演变到后者的轨迹。除了这两种基本涵义之外，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还有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未发与已发、常住性与变动性等多种涵义。再次，他考察了在体用观上错综复杂的哲学斗争，指出围绕着什么是体、什么是用的问题，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作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而在体用关系问题上，强调体用统一的辩证观点也同“体用殊绝”的形而上学作了坚决斗争。方克立认为，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关系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用这种朴素辩证的观念去认识世界，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但不容否认，传统哲学体用观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对于在中华民族认识史上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体用范畴，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研究，区分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其中包含真理性的部分，把它熔铸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中去。

方克立后来发表的评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文章^[4]是对体用范畴研究的深化。除了对“中体西用”论与“西体中用”论的产生背景和政治、文化内涵的揭示之外，他指出二者都超离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的涵义，不是讲一个事物有不可分离的“体”和“用”（不论是实体和属性，还是本质和现象）两方面，而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之间来讲体用关系，把它们讲成是一种本末或主辅的关系。这种把体用“打成两橛”的做法，正如严复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甚不通”的“牛体马用”论。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的精义就在于体用统一、“体用不二”，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都陷入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折中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