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脉还在南开”
在方先生的回忆中，南开的那段岁月既艰辛而又充满了快乐。前十多年，他们一家住在十宿舍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1976年地震时，门都震歪了很难打开，筒子楼的楼道里放满了蜂窝煤、炉子和自行车，有的倒在地上，全楼停电一片漆黑，他和夫人跌跌撞撞地把孩子抱了出来。就在他住的那一层，有一位化学系老师不幸被倒塌的烟囱砸死了。震后一年多，他们一家都住在临建棚里。大家都是这样，他也没有觉得什么苦不苦的。
方先生评上教授后，南开提供的条件也很有限。一次他生病要去医院，当时学校里还没有条件派车送去，只好由严正找系里老师借了一辆三轮车，蹬车把先生送到医院。每当回忆起这件事，严正总是笑着对人说：“我很荣幸就是那次学会了蹬三轮！”还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1983年请张岱年先生来南开讲课时，他想抽空去看望天津的亲戚，但是学校里派不出车来，只好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坐周德丰自行车的“二等”颠簸往返。每忆及此，方先生和南开师生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尽管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方先生带领的南开中哲团队在学术上依然孜孜以求、毫不放松。方先生同中哲教研室的老师和博、硕士研究生，形成了隔周的周一晚上聚会讨论的制度，大家谈读书体会，讨论学术热点以至社会热点问题，哪位老师外出开会了，回来就要介绍会议内容、学界动态。这种类似“沙龙”的活动，扩展了大家的视野，活跃了思想，参加者都觉得受益很大。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中哲读书会”也经常讨论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大都能正确、理性地对待。那时美籍华裔学者李绍崑先生正在南开讲“墨学新论”，包括“六四”那一天，中哲课堂也没有停课。这可能是整个南开甚至京津高校的一个特例，母国光校长为此专门设宴招待李绍崑先生，方先生陪同。李先生后来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
1994年初，方先生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但仍在南开兼职指导博士研究生。他在社科院也带博士生，但主要精力是用在行政工作和教学管理业务上，工作十分繁忙。他往往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和处理研究生院的日常行政事务，只能晚上给社科院的研究生上课，周末则到天津来给南开的研究生上课和指导论文，两地奔波，十分辛苦。他常抱歉地对南开晚期弟子说，由于自己不在天津，对他们的指导就不可能像早期弟子那么深入细致了，好在南开中哲学科是一个很好的集体，方先生要他们多向其他老师学习请教。电子邮件成为他与南开学生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有的学生把先生多年的信函视为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先生在南开执教三十八年，与南开中哲学科五十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同步，为该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大致地梳理了南开中哲学科的发展历程，指出至今已有四代人薪火传承：出生于20世纪初的温公颐先生是第一代；出生于30年代的他和刘文英、王兴华、李庆等人是第二代；出生于60年代前后的有一大批人，都受过正规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属于第三代，目前是学科发展的中坚；更年轻的卢兴等八零后则是第四代，代表着南开中哲学科的未来。经统计，方先生在南开共指导培养了29名博士研究生，15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出生于40年代后期的，也有出生于80年代的，这一代人都是先生学问与人格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他们分布于京津和全国各地，把南开中哲学科的学风和传统广泛地传播开去。
方先生与南开弟子们苦乐与共地长期相处，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模式。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是真诚地希望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更得到他们的敬重。早期弟子回忆，那时没有电话，先生有事就亲自跑到宿舍去通知他们，或谈各种问题，平时也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1984年先生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得到一张自行车票的奖励，他把这张票送给最年轻的弟子严正。严正说他的生活就是“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用不着自行车，又把这张票给了别人。几十年过去了，先生一直关心着每个学生的成长和事业上的发展，无论是找工作、评职称、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著作写序或生活上的困难，先生都尽可能地给予各种帮助，以至对他们的子女和学生都关爱有加，所以许多弟子对先生都怀着一种亦师亦父的真挚感情。
方先生说，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任职期间，主要是做行政管理工作，虽然也带了一些学生，但都不可能留在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只有少量公共课教师编制，大部分是教学管理干部，专业人员一般都在各研究所。“在我身边没有一支自己的学术队伍，在业务工作上我是孤家寡人。”所以他说：“我的根基、学脉还在南开。每次回到南开，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现在南开哲学院里，中哲教研室的严正、韩强、周德丰、曹跃明，逻辑教研室的李继东等都是他的学生；南开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的李毅、武东升、寇清杰、汪先全，天津师大的张铁勇、于惠玲等也是他的学生。如今，他们都继承了先生的事业，各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多数早已成为教授、博导，带出了新一代学术传人，桃李遍布五湖四海。方先生现在很少承担大的课题，如果需要助手与合作者，或者需要有人帮助实现某个研究计划，他总是首先想到南开的弟子们。比如教育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请他组织一组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文章，作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
方先生不但缔造了南开中哲学科过去的辉煌，而且时时刻刻关心着这个学科现今和未来的发展。康中乾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赵建永获得提名奖，卢兴、杜运辉被评为“南开十杰”，他都非常高兴。谁的博士论文出版了，谁在重要报刊上发表了什么文章，他都一清二楚。他特别把目光放在青年博士身上，认为南开中哲的未来要靠他们。对于南开中哲队伍近年来发生的人事变化，潜在的“青黄不接”危机，他比谁都着急，多次请求学校和哲学院领导帮助解决中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认为补充优秀的青年教师是当务之急，也要争取引进个别业务上成熟的骨干教师。他鼓励中哲教研室的在岗教师多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带好研究生，努力创造南开中哲新的辉煌。
三十八年悠悠岁月，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成为两鬓斑白的老者，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南开哲学学科，他的心永远牵挂着南开——这片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的热土。
【注释】
[1]本文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5期，又刊于《无言的风景——中国高校知名社科学者学术思想巡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28页。
[2]参见《南开学报》1998年第5期李翔海文。
[3]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5]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6]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8]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
[9]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5页。
[10]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45页。
[1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2页。
[1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1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613页。
[1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2、77-80页。
[16]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8页。
[1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18]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19]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2页。
[20]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页。
[2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09页。
[2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26]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https://www.daowen.com)
[2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28]台湾《中国论坛》第319期。
[29]台湾《鹅湖》第186期，1990年12月。
[30]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67-69页。
[3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71页。
[32]台湾《当代》第39期。
[3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187-188页。
[3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203-206页。
[3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500-501页。
[36]赵剑英等：《哲学的力量——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洪晓楠：《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
[3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584-585页。
[38]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39]谷方：《展示现代新儒学研究风貌和历程的重要成果》，《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
[40]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603页。
[41]《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
[4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89页。
[4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94-495页。
[44]洪晓楠：《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45]《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
[4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501页。
[48]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8页。
[49]艾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50]方蠡：《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5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323-324页。
[5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5期。
[5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32页。
[5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361页。
[56]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3页。
[57]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2页。
[58]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216-218页。
[59]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5页；“前言”第2页。
[60]本文原载《难忘的岁月——纪念南开大学哲学系（院）重建五十周年（1962—2012）》，南开大学哲学院，2012年10月出版。
[61]王寒松、吴书杰：《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62]栾贵川主编：《博士生谈自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