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的工作，主要是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
在访谈中，方克立先生追忆起在南开的点点滴滴，如同历数家珍一般，而最使他梦寐萦怀的是南开中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方先生说，南开中哲学科的历史也应该从五十年前重建哲学系时算起，这个学科的开创人是首届系主任温公颐先生。“文革”前只有温先生一人能开这门课，年轻教师都只能做辅导。方先生1973年调到南开时，系里还没有给工农兵学员开中国哲学史课，但也参与了社会上的一些“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活动。比如，1974年夏天，方先生曾带六名1971级工农兵学员到山东曲阜去做调查研究，回来后写了一本题为《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的小册子。1975年，为了响应毛主席“学一点哲学史”的号召，他和中哲教研室的老师又带了十来位1972级工农兵学员，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和杨村某部队去和工人师傅、解放军官兵“三结合”，合作编写了一套《中国哲学史》教材，油印本上下两册。当然，这些工作都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科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哲学课程开设和研究生培养也逐渐步入正轨。南开大学在1982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是该学科建设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件大事。
说起南开中国哲学博士点的建立，其申报过程还经历了一番曲折。按照国家规定，一个专业必须有三位或三位以上教授才能申报博士点。而南开哲学系除了方先生外，只有年迈的温公颐教授符合条件，不得已又请了历史系的刘泽华教授、天津市社科院的卢育三研究员（兼职教授），才把队伍“凑”齐，有幸申报成功。方先生说：“南开中哲博士点建立还是比较早的，在全国能排进前十，跟武大、中山是同一批。比我们早的只有北大、人大、社科院，复旦、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几家。”
博士点申报成功后，实际上这个队伍中的另外三位教授都只能作为“后盾”，招收培养研究生和所有课程开设、论文指导的工作都落在方先生一人身上。多年来他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倾注了全力。1993年，南开中哲学科与马哲学科一起被评为天津市首批重点学科。
据统计，南开中哲学科三十年来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50余人，博士研究生110余人。谈到这里，方先生显然有些激动，他说：“80年代初，全国中哲史专业队伍也不过几百人，现在光南开中哲专业就培养了两百多名研究生，这在以前是根本想不到的。”在已经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中，不少人已成为中国哲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还有一些毕业生在事业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方先生的亲炙弟子。比如他在1986年招的两名中哲硕士生，杨庆中现在是人大国学院教授、经学研究所所长，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周易经传研究》两本书连续获得大奖；余新华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副总编辑，重任在身。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方先生曾经说过：“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教师最大的幸福和快乐。”看到自己带出来的一批批弟子成长为学术上的专家、社会上的精英，他心中充满了欣慰。(https://www.daowen.com)
方先生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学科要想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必须有明确的学术方向和具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必须站在学科前沿并做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成果来。在这一点上方先生也以他的远见卓识引领着南开中哲学科始终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
8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力图通过范畴研究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初创的南开中哲学科就积极投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前面提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就有开启之功。1983年11月，在西安召开全国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方先生带领严正、韩强等五名研究生出席，每人都提交了论文。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岱年、冯契、王明、肖萐父、汤一介、杜维明、成中英等人都在。与会的青年学者不多，南开的五名研究生在会上格外引人注意。严正那年才19岁，他写的《中国古代的性情范畴》一文颇受张岱年、杜维明等大家的赏识。会议期间，南开研究生还主动帮助做会务工作，外出参观时热心照顾老先生们，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哲学范畴集》，17篇文章中只有三篇青年的作品，南开研究生就占了两篇，一篇是严正的，一篇是韩强的。方先生三十年后谈起这件往事时，眼角眉梢都是笑意，自己的学生初出茅庐便得到名家学者的认可，他比谁都高兴。
1986年，南开中哲学科建设日趋完善之时，方先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又适时地从“范畴研究”转向“现代新儒学研究”。那年3月，他在国家教委召开的科研咨询会上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11月，他同李锦全教授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80—90年代，他同课题组成员专心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丛书、学案、论著辑要和论文集，共计三十多册。这些研究成果使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从“绝学”变为“显学”，名动海内外，方先生也因此而成为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提出的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把握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问题的研究思路，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他提出的“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已成为大陆学界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基本指导原则。随着课题的展开，南开哲学系也随之而成为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一大重镇，许多研究生的博士论文都收入方先生主持的研究丛书出版，一批青年学术骨干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脱颖而出，有的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知名专家。
截至今日，大陆学界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已有二十多年，这项研究对于国内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想这个过程，若没有方先生的适时倡导、引领和组织研究工作的开展，大陆学界在与港台、海外新儒家的对话中就很难具有对等的话语权，更谈不上在理论、方法和资料掌握上的优势了。而今天情况与二十多年前已大不一样。新方向、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对于南开中哲学科的发展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开中哲因研究现代新儒学而久负盛名，直到现在依然余韵犹存，他的弟子以及后学仍在延续着这个学术传统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
讲到南开中哲学科的发展，方先生说，我们确立了自己的重点研究方向，但学科建设必须是全面的，要全面打好学科发展的基础。南开中哲虽然早期在范畴研究、后来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大，在学界有一定影响，但是也要注意发展其他的学术方向，比如严正的博士论文就是做五经哲学，林存光做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宁新昌做宋明理学，张铁勇做沈括的自然哲学，学生的论文选题和研究方向是多元化的。1993年刘文英调来后，又着重发展了道家哲学、精神哲学等方向。方先生强调一个中哲史学术队伍，至少要有一位佛学研究专家，南开中哲教研室先有卢升法教授，后来又引进吴学国教授，他们对该学科的建设发展贡献很大。南开中哲学科现在的发展格局是全面开放的，从时代来说，有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现当代哲学；从学派和思潮来说，有做儒学、道家道教、佛教、周易、玄学等方向的；从学科分支来说，自然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人生哲学等等都有人研究。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三十年来学术积累的自然结果。
方先生跟南开中哲的渊源，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最为贴切，他对来访者说：“我在南开的工作，主要还是用力在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上。”讲这话时，他怀着极大的热忱述说着南开中哲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