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并重，德业双修”

讲起他在南开的弟子，方先生总是情有独钟。他对每个学生都寄予厚望，在每个学生身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严正老师也不断插话，回忆他们当年在南开是怎样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先生是怎样严格要求学生的，师生关系又是如何的亲密无间。

对于中哲专业研究生，方先生特别强调要读原典，通过这种阅读、体会、涵泳与先哲直接进行心灵对话。他要求中哲硕士生必须精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内篇）、《周易》五本书，趁年轻时记忆力好，最好能把名篇、名段、名句背诵下来。为了帮助研究生读懂原著，掌握其精义，方先生还把京津地区的许多知名专家请到南开来讲课，比如请杨柳桥先生讲《周易》，请卢育三先生讲《老子》，请石峻先生讲《肇论》，请方立天先生讲《华严金师子章》，请张岱年先生讲《正蒙》，请蒙培元先生讲《北溪字义》。早期研究生享受到的这些哲学精品大餐，令后来的师弟师妹们羡慕不已，但重视读原典已作为一种学风和传统在南开中哲学科传承下来了。当年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严正教授对自己的学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方先生在南开任教那段时期，除了请国内名家来讲课外，还曾邀请杜维明、成中英、傅伟勋、唐力权、李绍崑、池田知久、魏格林（德）等海外知名学者，陈鼓应、李震等台湾知名学者到南开来访问和讲学，介绍国外和港台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与前沿成果，大大开阔了研究生们的眼界。他甚至还邀请研究西方哲学范畴史的专家江西师大谢庆绵教授到南开来给中哲研究生讲课，帮助他们通过中西比较深入进行哲学范畴研究。这些不出校门（“请进来”）的学术交流活动，给研究生们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印象。(https://www.daowen.com)

讲到南开中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特色，方先生说：“我们一直注意把握正确的学术方向，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课程的开设，旨在引导研究生学会收集、整理哲学史料和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研究生的思想品德修养，对他们提出了‘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要求。中国哲学是‘为己之学’‘成德之教’，要用知识来成就道德，做到知与行、学问与做人的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中国哲学的精髓。”

“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要求是方先生在1982年就提出来的，以后历届研究生都把它当作治学为人的基本准则。比如现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的王寒松在其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方师对门下弟子仅有八字要求：‘学行并重，德业双修。’这八个字在学习期间时时警策着我，今后我将继续将其奉于座右，终身躬行。”^[61]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可真则记住了先生的另一教导，他在《新起点》一文中说：“南开的三年，导师方克立先生的为人和为学风范，对我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使我懂得了为人与治学的一致性道理，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平实’二字，亦即：做人要平实，做学问要平实，写文章也要平实。‘平实’二字，实在是我终生可以行之的要道。”^[62]对此方先生解释说：我们都是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做人做学问都要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能够做到“平实”二字就很不错了。不用说我们，就是中国哲学界的大家，像前辈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他们写的文章都朴实无华，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讲出深刻的哲学道理来。故作艰深的文风往往是为了文饰其浅陋。我们不能把哲学搞成“玄学”，文风也是学风和人格的表现。

方先生的南开弟子，大都牢记着他“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教导，所以毕业后在学问和事业上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也有个别人，虽有较好的业务能力但不注重品德修养，后来终于走上邪道。这对方先生是极大的刺激，他不但诚恳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实际贯彻情况是不是还有问题，而且后来又经常给弟子们讲另一句话：“三分学问，七分做人。”很明显的是把重心向后者倾斜了。这说明他在教育实践中对作为“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中国哲学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新认识也作为南开中哲学科的一笔财富被后来者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