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本书任务——文化边际性特征——文化边际性与赛珍珠作品经典化的复杂关系——从接受史角度分析对中国文化语境中赛作经典化的条件、必要性以及前景——“初始的视界”与理解者由成见构成的“现今的视界”相融合——阶级论与“局外人”——正确认识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重现历史上的一个大断面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的文学活动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作品于三十年代声名鹊起。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出版了一百多部著作，作品被译成一百四十五种不同的语言（包括方言），是二十世纪作品翻译成外语最多的美国作家，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1938）的女性作家。但是，很长时期以来赛珍珠都因其作品的中国题材和中国风格而不被美国文学史家承认。由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Spiller）等编纂的权威版本《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63）长达一千多页，给予赛珍珠的篇幅是两行半；由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等主编的影响深远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o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S.，1988）两次提及赛珍珠，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而已，连一个完整句子都没有给她。从问鼎诺贝尔文学奖那天起，赛珍珠就不断引起美国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政界的巨大争议，四十年代后期，竟从评论家的视野中消失。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学界开始重新关注赛珍珠，出版了几部传记、评传：保罗·A·多伊尔（Paul A.Doyle）的《赛珍珠》（Pearl S.Buck，1980）；诺拉·斯特琳（Nora Stirling）的《赛珍珠：冲突中的女人》（Pearl S.Buck：A Woman in Conflict，1983）；彼德·康（Peter Conn）的《赛珍珠传》（Pearl S.Buck：A Cultural Biography，1996）。1992年春，“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Pearl S.Buck Centennial Symposium）在其母校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College）召开，这是赛珍珠研究史上的转折点。近二十年来，英语世界的赛珍珠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学者们借助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文化等理论对赛珍珠其人、其作进行“重新发现”。然而，赛珍珠的一半文化基因是中国，国外的研究者缺乏此种背景，对这方面的阐释尚需中国学者来努力。
纵观中国的赛珍珠接受史，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饱受争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口诛笔伐，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欲说还休，直至九十年代之后的百家争鸣，如此曲折的接受史已然说明赛珍珠现象越出了文学层面，涵盖了丰富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内容。赛珍珠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边际人，在跨文化格局中既有“双焦透视”的优势，又有摆脱不掉“认同危机”的焦灼。长久以来，这位东西方文化边缘的精神放逐者，被误解、被指责，也被褒扬、被溢美。众声喧哗，必然导致学界对许多事实来不及条分缕析，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免不了断章取义。赛珍珠现象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将其人、其作置于其生活的社会时代环境中重新思考，方能澄清那些被遮蔽的问题。
赛珍珠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从创作体裁来看，一百多部作品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传记，还有译作和大量演讲稿；从精神资源的指认上，她对《圣经》和中国古代小说、文化典籍都十分熟悉，对英美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涉猎广泛。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她跨文化的生活经历与思想特征，既造就了其作品的文化边际性特质，也导致了其人、其作在中西文化语境中长期处于被漠视、被误读以及难以被经典化的尴尬处境。在当今崇尚多元文化的时代，赛珍珠现象成为比较文学领域一个可供阐释的独特个案，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中国的赛珍珠研究经过1949年以前的争议、新中国成立初二十年的遭禁、改革开放时期的欲说还休之后，在九十年代进入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视野。国内方兴未艾的赛珍珠研究，消除了我们对其人、其作曾有的误解，加强了对她个人身份的理解和对她热爱中国并传递中国文化的肯定。但是，尽管借助新理论揭示了其作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国内的文学研究仍集中在对她某几部作品的讨论，缺乏整体考察，并且鲜有对这位重要作家经典化问题的关注。无论是相对于赛珍珠作品的数量及影响，还是相对于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以及她为我们提供的跨文化沟通的启示，国内的赛珍珠研究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有待提升。
本书研究的是代表赛珍珠文学成就的中国题材小说，从跨文化的视界探究其文化边际性特征，进而对赛珍珠缘何不能进入美国文学经典之列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场域内跨文化经典重构中其人、其作入典的可能性、条件与必要性进行深入阐释。
本书首先考察赛珍珠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视界将其作为一个现象域去观照，用“文化边际人”为其定位，着重探讨其中国题材小说的文化边际性。本书的核心内容则是阐述文化边际性与赛珍珠作品经典化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探讨美国文学经典重构中“拓宽经典派”，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赛作的排斥，另一方面从接受史角度对中国文化语境中赛作经典化的条件、必要性以及前景进行分析。具体涉及的内容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生活轨迹的文化边际性。赛珍珠的中国生活经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创作的中国题材和中国风格，都使其人、其作与中国文学和文化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而另一方面，赛珍珠虽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小却生长在典型的美国式家庭里，又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文化边际人，在她身上，中西文化不是互相隔绝地平行发展，也不是以某种文化为母体来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移植，而是两种异质文化进行着形态独特的相互碰撞、冲突、交流、融合。
（二）文学创作的文化边际性。“双焦透视”给赛珍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优势，那就是，她能摆脱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束缚，以相对超然的心态，运用两套参照系去观察人类社会，将东西方文化互补、融合的理想贯穿到整个创作过程中。然而，由于不能对任何一个文化群体的价值标准忠贞不渝，她便不能为所参与的任何一个文化群体所充分接受，强烈的精神漂泊感和无所适从的心理焦灼造就了其思想的前瞻性与落后性同在，开放性与保守性共存。本书拟从以下角度论述其作品的文化边际性特征：小说对“乡土中国”的发现与中国形象的意义；家庭文化观、宗教观、女性观表现出的文化边际性；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乡土小说、妇女问题小说、抗日战争小说等）比较研究，从而对她在跨文化格局中表现出的优势与尴尬做出思考。
（三）赛珍珠的美国接受史及其作品的女权主义面向。赛珍珠被美国文学史和女权主义文学所排斥，与其作品的文化边际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作为一位中西合璧的女作家，其女权主义创作意识以中西文化为底蕴，集两个世界的女性苦难于一体，对男性中心文化进行了抗击，这是英美女权主义文论和法国女权主义文论都无法涵盖的。她所持的女权主义观点与当代女权主义批评家的看法有契合之处，同时其女权意识又具有超前性及不彻底性。
（四）赛珍珠的中国接受史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前景。通过研究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史，阐明调整价值坐标之于赛珍珠研究的重要性，进而论证赛珍珠入典的重要意义。在外国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上，我们既要有文化主体性意识和本土意识，又要有全球化意识；既要维护文学的审美性，又要尊重经验的差异性，秉持尊重他者的精神旨趣。(https://www.daowen.com)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翔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之上，全面运用比较文学（主题学、形象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的研究方法，并广泛借鉴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本书的研究价值在于：
其一，符合其生活经历与思想的实际：赛珍珠在中国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绝大部分的青春岁月乃至成年时期，历时三十多年，她是中国人（尤其农民）生活的观察者、描写者和阐述者，是一位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视角的见证人。其中国题材小说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浓缩了她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中国学者最有条件和责任还原一个真实的赛珍珠。
其二，起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国修正文学经典、重写文学史运动是一场多元文化主义者以文学为切入点进行的颠覆主流文化的运动，终生倡导异质文化交流对话与平等共处的赛珍珠却再次被“遗漏”，这种悖谬的深刻成因值得发掘。
其三，赛珍珠在中国的合法化历程艰难曲折，其经典地位的确认有无可能？她所思考的问题与关注的焦点同中国现代作家达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契合，研究二者在价值取向、创作目的、美学风格上的差异，既能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新视角，又能对赛作的文化边际性特征做出进一步阐释，同时对汉译文学场内外国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其四，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不同于许多英美作家所构造的“中国幻象”，它是血肉丰满的“父国”，与其“母国”进行着实实在在的交流与对话。因此，研究赛珍珠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作家，揭示其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中西文化相互认知和补充，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时代，凸显出其势所必然的重要性。
就此而言，本书成果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的新视角研究赛珍珠同中国的关系，从跨文化的视界切入，探讨其作品的文化边际性特征，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同类创作进行比较，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同时，挖掘赛珍珠现象所蕴含的丰富、复杂的文化意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将赛珍珠现象置于国内外人文学术界持续了三十余年的文学经典论争的语境中考察，既深化了对赛珍珠文学成就的研究，又对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审美领导权、教育权、话语权的争夺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第三，文化边际性与经典化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赛珍珠文学创作的特质，为汉译外国文学经典化提供独特的个案，并带来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