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
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这样写道：“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22]八十多年以来，鲁迅的这段话常常被当作评判赛珍珠作品的依据，甚至有些人以此作为得力的工具，对赛珍珠其人口诛笔伐，对其作不屑一顾，只做浮面的了解便妄下结论。虽然也有学者秉持公心，呼吁要慎重理解鲁迅的这段话，但终因未做详尽的分析与探源而导致说服力不够。
学界误解鲁迅的这段话，并将其作为评价赛珍珠的尺度，不外乎几种情况：一是将鲁迅的话奉为权威，想当然地拿来评论赛珍珠在1933年以后乃至一生的作品，导致明显的概念化倾向；二是紧紧抓住赛珍珠是美国人这一身份特征，先入为主地认为外国人写不出中国的真相；三是抱着鲁迅说过的赛珍珠从传教士立场看问题这一点不放，认为传教士是搞文化侵略的，必然会污蔑、丑化中国。这些情形都是将鲁迅的评价断章取义，歪曲了鲁迅的原意，遮蔽了视线，更重要的是，妨碍了我们对赛珍珠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判。
想要正确理解鲁迅的原意，首先应该搞清他是在什么具体情形下说这番话的。在这封信的起首，鲁迅便说道：“《申报》上文章已见过……”这文章指的是姚克发表在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的《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该文评论了两部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即出版于1933年9月的埃德加·斯诺的《远东的前线》（Far Eastern Front）和诺拉·沃恩（Nora Waln）的《寄庐》（The House of Exile）。姚克称赞《远东的前线》对中国问题做了剀切痛快的评论：“其观察之精微和周密，描写手腕之生动和正确，立论态度之公正和透辟，实在可以使我们惊异。”他极推崇其中“关于中国民众和政治现状的几章和将来远东形势的推论”。特别引用了斯诺在“二三六页上”的话：“在多年的时期中，名义、政府、计划，都有变更，但台上演的仍是那么一出戏。种种不良的成分和性质似乎永无尽期的继续存在——缺乏意义、团结和科学的作用。”姚克批评了《寄庐》对中国不真实、极荒谬的描写，他列举了书中“十一月出嫁的女子明年二月已生了儿子”，“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变成了名闻全国的‘富于幻想的青年诗人’”，“一个六代同堂的中国家庭，其家谱竟能追溯到一百三十九代以上”等内容。他尤其指出：“其中有许多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谬论，却是情不容恕的。”比如，“她说中国在一九三一年春已经开始抵制日货，实际上是到七月二日万宝山事件之后”。姚克说这两本书给了他两种不同的不快意，前者是“客立本（Caliban）在镜中看见自己真面目”（引王尔德语——笔者按）的不快意，后者是“客立本在镜中看不见自己真面目”的不快意。他肯定了第一种不快意——“教我们照见了自己的丑态”，同时十分反对诺拉·沃恩用“目睹者”自传。他甚至建议“中国笔会不妨寄些言论到美国去，纠正这种谬误的印象”。然而文章指出，就是这样一本书，赛珍珠却赞道：“这本书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这更引起了姚克的大不快。鲁迅便是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复信给姚克的。
鲁迅到底读没读过赛珍珠的作品？这个问题的提出绝非荒谬。1933年12月以前，赛珍珠共出版了四部中国题材的小说，即《东风·西风》《大地》《儿子们》《元配夫人及其他故事》。中译本的情况如下。《东风·西风》一个，即郭冰岩译本，南京线路社于1933年3月出版。《大地》三个：伍蠡甫节译本，名为《福地述评》，1932年7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初版，同年12月再版；1933年6月，北平志远书店出版张万里、张铁笙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册；1933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推出胡仲持译本。《儿子们》一个，即伍蠡甫译本，由上海黎明书局于1932年12月出版。《元配夫人及其他故事》尚无译本。需要说明的是，赛珍珠作品的中译文多在当时的杂志上先行发表，尤其是《大地》，就在1933年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一号至第八号上连载，译者为宜闲（即胡仲持）。在鲁迅的藏书中，未有赛珍珠的作品。他的书信中也只有三次提及赛珍珠。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说道：“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这封信并未提及赛珍珠创作的作品。1936年9月15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道：“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这封信似乎表示鲁迅已读过赛珍珠的《大地》，且极有可能就是胡仲持译本，但1936年距离鲁迅评价赛珍珠已过去了三个春秋，大概鲁迅是在1933年之后读到的也未可知。很可能，当时鲁迅只是通过朋友姚克的介绍了解了赛珍珠的作品。当然，我们并不排除鲁迅在1933年复姚克信前就已经读过赛珍珠的作品的情况，尤其是《大地》。毕竟，赛珍珠当时在上海大受欢迎，又靠写中国题材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轰动了美国。以鲁迅实事求是的一贯精神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文化以及美国人撰写的介绍、评论、描写中国的文字的注意，他这番话理应是在翻阅过赛珍珠作品的情况下讲的。从以上分析可见：第一，鲁迅并不像许多学人想象的那样对赛珍珠有多么重视，没必要把他致姚克信中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第二，引用1933年的这段话评价赛珍珠的全部作品和她本人是不准确的，根本无法涵盖她复杂的思想矛盾冲突及创作上的成败得失，更无从认清其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领域存在的价值。
从复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只字未提姚克文章中谈及的斯诺及其《远东的前线》，而只提到赛珍珠和《寄庐》，并称：“中国的事情，……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同是对美国人，这的确昭示出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是冷淡、低调的。(https://www.daowen.com)
相较之下，鲁迅对斯诺的态度是不同的。斯诺于1928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深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进行艰苦的考察和冷静的对比，得出当时中国的情况更多的是由于人祸而不仅仅是天灾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斯诺十分理解并支持中国的革命。鲁迅赞赏他的精神和眼力，在1933年10月21日致姚克的信中便说：“S君所见的情形，我想来也是一定如此的，不数年，倘无战争，彼土之人，恐当凌驾我们之上。我们这里也腐烂得真可以，依然是血的买卖，现在是常常有人不见了。”另外，当时的斯诺极欲了解中国创作界的活动，欲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很赞许这一行动。斯诺与姚克合作，决定先着手启动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选集。1932年5月22日，鲁迅还应约写了《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后来由于出版上的困难，选集未能单独出版）。鲁迅对斯诺与姚克的信赖由此可见。所以，鲁迅读了姚克的文章之后，对姚克评价斯诺的话是持首肯态度的，复信中便不提。他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一方面，是以此语鼓励姚克用英文创作（以母亲的一生为题材）写出中国的真相；另一方面是针对《寄庐》和赛珍珠对中国的“浮面”的了解而言。因此，鲁迅并不认为外国人一定写不出中国的真相，那么，他何以说赛珍珠“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
客观地讲，赛珍珠与斯诺的确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同以一双外国友人的眼看中国，但眸子里映出的中国形象却迥然有别。从在襁褓中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三十几年的赛珍珠视中国为祖国（这一点鲁迅也承认），就情感的深挚程度而言，远甚于斯诺。但是，就对中国政治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的理解程度而言，她远不如斯诺。赛珍珠无法像斯诺那样，理解鲁迅等左翼作家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举动，其独特的个人身世限制了她的视野，使她无法在更广阔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去探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要求，更不可能达到鲁迅的思想高度。更为重要的是，赛珍珠从小浸润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中，其宗教观的核心是基督的人道主义、人类爱、人类大同思想，这与二十世纪中国进步作家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之后所强调的阶级斗争观念完全不同。另外，赛珍珠给中国指出的道路是改良农业、发展医学和教育事业，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以宋美龄为首的亲西方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切都决定了赛珍珠只能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看客，既不可能经历鲁迅那种心灵的焦虑、痛苦，也不可能像鲁迅那样置身时代的前沿探讨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如果将赛珍珠的创作与鲁迅等人的创作并置，更能印证上述结论。以《大地》为例，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勾勒出一幅旧中国农民生活的画卷，既流露出对中国农民勤劳、善良、热恋土地等品德的赞美，又写出了他们长期遭受水、旱、蝗、地主、土匪、军阀等天灾人祸的不幸。鲁迅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乡土文学作家们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往往以农民的苦难和不幸为切入点，折射出时代的黑暗。鲁迅的《故乡》就指出闰土“辛苦麻木”的现实原因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同时，《大地》又称得上是一幅壮阔的中国社会民风民俗长卷，举凡婚嫁、食俗、住宅、服饰等均有描摹，与中国乡土文学作品相比并不逊色。鲁迅作品中对小脚、辫子、娶妾、祭神等也多有反映，赛珍珠对同类事物的描写文笔洁净，谈不上丑化歪曲。只是赛珍珠不会像鲁迅那样将疗救人的病态灵魂作为首要目标，没有鲁迅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强烈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即便如斯诺面对中国人的不幸而愤怒地发出“为什么不造反”的质问，当时的赛珍珠也是根本不可能喊出来的。基于以上这些方面，鲁迅讲赛珍珠所反映的不过是“浮面的情形”还是比较中肯的。
最后看一看关于“传教士”立场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人受到政治宣传的影响，总习惯于将“传教士”与“反动立场”联系起来，用抽象的观念曲解了鲁迅的意思。其实，鲁迅批评的重点是赛珍珠的作品缺乏深刻性，未必对“女教士的立场”包含着多么大的贬义和敌意。第一，先看一下鲁迅对基督教的态度。鲁迅的少年时代，他的家乡绍兴已经有基督教堂，并有传教士到他家传过教；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略中国，教案时有发生；鲁迅在南京读书时，也稍知义和团反洋和反教之事。鲁迅对基督教的最初了解，确是建立在激烈反对列强侵略的基础上的，但从他写给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反教会事件的叙述比较客观。直至留学日本时，尤其在决定从事文学活动之后，鲁迅才真正地开始全面了解基督教。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建立在对欧洲文明发展史的辩证考察中，这使他早年对基督教有极大偏爱，直到晚年，他对与之相关的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基督精神”一直持有审慎的肯定态度。第二，如果说基督教本身与传教士并不能混为一谈的话，那么，鲁迅与传教士也并非是势不两立的，他从不认为所有的传教士都搞文化侵略。例如，他对美国传教士阿瑟·斯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多有肯定，认为这本书切中中国人的要害，希望国人以此博观和内省，并希望有人将它译成中文（参见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1933年10月27日致陶亢德信）。鲁迅曾驳斥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威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但并非因为作者的传教士身份，而是不满他关于中国人“好色”的无中生有的描述（参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由此可见，鲁迅不会因传教士身份而对他们写中国的书不屑一顾或全盘否定。第三，鲁迅在长期的实践和观察中，达到了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近或相似的认识，评人论事，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一贯反对求全责备的思维方法，既善于短中见长，又善于长中见短。他对赛珍珠的评价是谨慎的、冷静的，“女教士的立场”一说并不意味着鲁迅对赛珍珠过分苛求。何况1936年9月15日那封致增田涉的信更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鲁迅的作风与姿态。第四，鲁迅之所以提出“女教士的立场”，是有时代背景的。从1927年起，基督教会对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基本态度是“反共扶蒋”，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倡读经尊孔和一切反共事业。它把重点放在农村，对共产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进行攻击和造谣污蔑，企图同共产党争夺农民的支持。1933年夏天，大批基督教上层传教士到庐山避暑开会，议题就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筹划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传教士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只有基督教才能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为配合反共活动，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从1927年起大量出版《公民常识小简》十种，进行反共和宗教宣传；从1933年起，又出版了大量《农民宗教课本》，对农民进行毒化；甚至还出版了日本人贺川丰彦的《爱的科学》，鼓吹“中日提携”，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像对待“主内兄弟”那样去“爱”，这些赤裸裸的反共言行在当时的基督教各教堂、各类学校和出版物中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传教士寄希望于中国的反动派，企图打击中国革命。在这样的形势下，鲁迅用“女教士的立场”评价传教士赛珍珠也就顺理成章了，只是他显然没有把赛珍珠与作为侵略者的那些传教士混为一谈。但遗憾的是，鲁迅并没有深入了解过赛珍珠的思想境界，不知赛珍珠对“传教士”的情感态度。自小生活在传教士中间的赛珍珠，对他们的心胸狭隘、傲慢无礼、愚昧自私等品性了解得十分真切，从一开始就缺乏认同感，并把“传教士”当作一个令人作呕的名称。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她不得不保留着传教士的身份，但她从未成为真正的传教士。1933年1月，为支持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欧内斯特·霍金发表的《非神职人员在国外传教活动综析》，她发表了《国外传教团是否有理可辩？》，直言不讳地批评在华传教士的种种卑劣行径，由此被当作异端受到指控，赛珍珠也趁机愤而辞去教职。平心而论，鲁迅以“女教士的立场”评价赛珍珠是有些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