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1930—1949）
赛珍珠的心中有两个世界——传教士双亲的美国世界和令她心醉神迷的中国世界。她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但并不置身其中；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却又不在那里生活。怀揣着寻求世间普遍沟通的理想，赛珍珠一部接一部地捧出自己的作品，希望它们既属于这一个世界，也属于另一个世界。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却被两个世界同时抛弃了。围绕着赛珍珠和她的书，一直是争议不断、毁誉参半：反对的，赞同的；敌视的，友善的；全盘否定的，完全肯定的……互不相容，有时甚至发展到严重对立的状态。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理解、认同程度，成为衡量世人能否实现心灵沟通的重要标志之一。
今天的中国，早已走过了那个因“赛珍珠”的姓名触犯了民族心理的潜层意识而使她备受揶揄的时代，大学校园里也很少有人将赛珍珠与赛金花搅在一起了。一个真正严肃的研究者也绝不会武断地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而棒杀其中国题材小说，更不会轻率地冠之以一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的帽子了。尽管沟通姗姗来迟，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阻隔和屏障，但是，中国学者正以开阔的胸襟与眼界调整着自己的价值坐标，尝试着走进、理解赛珍珠的世界。
回顾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经纬及其中国题材作品在国内的译介、评论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做一考察，有助于我们澄清许多曾经令人困惑的问题，公允评价“赛珍珠现象”在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价值。
赛珍珠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与她在美国的成名基本同步。赛珍珠其人、其作在中国形成热点，则是在1932年至1934年，这之后，由于赛珍珠与中国的特殊因缘，她的姓名、身世、活动等不断地出现在国内的报刊上。可以说，我国对赛珍珠作品的翻译几乎与其创作活动同时展开。三四十年代，国内众多报刊都刊登了其作品的译文，如《东方杂志》《文艺月刊》《文学》《国闻周报》《矛盾》《小说》《中国文学》《新时代》《论语》等。赛珍珠小说有多种译本，且一版再版。从1932年到1949年，约有18本小说中译本，计38个版次相继推出。
早在《大地》出版的第二年，胡仲持的译文就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伍蠡甫译出节本，名为《福地述评》（1932年7月上海黎明书局初版），印2000册，同年12月再版，印4000册。1933年6月，北平志远书店出版张万里、张铁笙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册。同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推出胡仲持译本（卷首有译者序），1934年3月再版，1935年5版，1946年4月9版，1949年3月12版，均为326页；1941年3月7版时增至352页，1943年7月在桂林出内1版，开本同7版，增为397页。1934年2月上海中学生书局推出列入“通俗本世界名著丛刊”的马仲殊编译的节本，同年8月再版。1936年5月，上海启明书局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出版了由稚吾的节译本，1939年1月3版，上海古今书店也于1948年11月推出这个版本，1945年12月此本又改署罗致由重庆新中国书局再版。另外，上海经纬书局出版了由凌心渤编译的五十开共115页的节译本（未印出版年月）。
赛珍珠其他小说在该时间段的中译出版情况概述如下。
《母亲》（邵宗汉译，上海四社出版部，1934年11月）。《儿子们》（伍蠡甫译，黎明书局，1932年12月，书前有译者评述；马仲殊译，1934年4月，1935年4月，卷首有译者前言；唐允魁译，启明书局，1941年2月，上海古今书店，1948年11月，书前有译者小引）。《东风·西风》（郭冰岩译，南京线路社，1933年3月；唐长孺译，启明书局，1940年8月，上海古今书店，1948年11月，书前有译者序言）。《分家》（常吟秋译，名为《分裂了的家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书前有译者的话；唐长孺译，启明书局，1941年1月，上海古今书店，1948年11月，书前有译者小引）。《爱国者》（哲非等译，1939年6月，书前有林如斯的《作者小传》；朱雯、唐齐、冯煃译，上海美商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1939年6月，书末附录林语堂、林如斯写的作者评传各一；钱公侠、施瑛译，启明书局，1948年11月）。《旧与新》（从《结发妻及其他的故事》中分译出，常吟秋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2月，卷首有《译者赘言》）；《结发妻及其他的故事》（李敬祥译，名为《元配夫人》，启明书局，1940年4月，书前有译者的话；常吟秋译，名为《结发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1月，书前有译者的话）。《今天与永恒》（唐纳、安仁译，名为《永生》，上海国华编译社，1942年4月桂林1版）。《龙子》（王家棫译，名为《龙种》，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8月、1945年11月沪1版，1946年2月沪5版，1947年7月沪7版，书末有译者附记）。《群芳亭》（陈澄之译，名为《深闺里》，上海百新书店，1948年9月）。
以上不厌其详的列举足以说明1949年以前中国翻译界、出版界对赛珍珠的重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赛珍珠主要的中国题材作品均有了中译本，这为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赛珍珠同样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据统计，自1930年第一篇评《东风·西风》的文章发表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止，中国的报刊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五十篇介绍和评论赛珍珠其人、其作的文章。[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举凡胡仲持、赵家璧、常吟秋、祝秀侠、叶公超、伍蠡甫、毛如升、庄心在、胡风、鲁迅、茅盾等都对赛珍珠给予了关注。然而到了四十年代，中国对赛珍珠的兴趣锐减，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杨刚的《访问赛珍珠夫妇谈中国近代文学》（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27日）尚可提及。(https://www.daowen.com)
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洋人描写中国，其创作动机和态度是怎样的？她塑造的中国形象真实性如何？这是赛珍珠早期接受史中的焦点所在。借助阐释学提倡的“视界融合”观点，理解对象“初始的视界”与理解者由成见构成的“现今的视界”相融合，将达到一个更具超越性的视界，给新的理解提供可能性。由于理解者视界的构成因素纷繁复杂，或偏于政治的，或偏于文化的，或偏于民族心理的，或完全属于个人偏见的，理解者与对象极易在价值坐标系中相距迢迢，那么就会出现“沟通排斥”的现象。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也不例外。
一部分学者肯定赛珍珠以真诚的态度描画了中国的现实相。庄心在称赛珍珠为“民族的友人”，因为她“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历史，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嗜好，于中国有所论述，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民，是应当感谢的”。[2]毛如升指出，《大地》的成功在于它并不只写中国人的皮毛，而是深入了中国农民的内心，王龙则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农民。赛珍珠既爱中国人天赋的善良人性，又恨中国人易于堕落的劣根，这种态度很可取。“她不像从前的西洋人，处处以他们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为前提，对中国人存着偏见和蔑视；她是处处对于中国民族存着无限的同情。”[3]胡仲持强调赛珍珠“表无限的同情于中国的平民”，《大地》把“中国当前最严重的几个问题”如水灾旱荒、兵祸匪患、大都市里贫富分化引起的暴动等都包括了。[4]赵家璧认为，自《马可·波罗游记》以来，西洋人写中国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使人发笑的书”，《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赛珍珠“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她“有异于一般西洋人所常持的地域的私见和种族的自尊心，而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描画一幅忠实的中国的图画”。[5]雨初也说赛珍珠的写作态度“是凭客观的观察，转到主观的描写”，其小说“充满浓厚的中国的色彩，比任何一个外国人作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较为切近”。[6]
更多的研究者对赛珍珠的创作动机及其描写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其一，赛作中表现出的“局外人”姿态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潮格格不入；其二，某些一向自责民族“劣根性”的中国人愤恨外国作家刻画出了中国人的丑陋，从而毫无保留地反映了一种以老大自居又久遭侵略形成的变态自卑心理；其三，则出于对赛珍珠宗教背景的考虑。
国内评论界首先就第一点对赛作进行攻击。如祝秀侠的《布克夫人的〈大地〉——一本写给高等白种人的绅士太太们看的杰作》，作为中国大陆第一篇评论赛珍珠作品的文章，作者将赛珍珠对中国人普遍生存状况的描写理解为对白人读者的卑劣迎合。在对待美国人所表现出的友善或帮助时，祝秀侠也认为，就算是《大地》这部作品感动了美国人，使他们对1931年的中国水灾予以救助，但我们“如果认为这是布克夫人对中国难民的大功勋，那是很浅薄可笑的”。[7]再比如海伦·斯诺曾回忆说：“1932年我初到中国时，《大地》刚刚出版。我吃惊地发现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它切肤痛恨。他们说，‘她不该写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她为什么不写富人、那些有教养的人呢？’这些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人恨它，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外国人知道任何关于中国的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试图隐瞒真相。我起初不理解这种想法。但后来我了解到那是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些人依赖外国人，依赖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口岸的西方人，或受其保护，或拿他们的薪水。他们想让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有个好印象。”[8]这段回忆很好地诠释了赛珍珠与一些留洋的“高等华人”或受外国文化影响较大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分歧，那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平民大众。
旅居美国的中国学教授江亢虎在名为《一位中国学者对布克夫人小说的观察》[9]的文章中指出，外国作家写中国是永远写不好的。他以中西人物画法的区别设喻，认为中国画是极为发达的，然而中国的人物画只是为了死后留给子孙祭祀之用，因而必须是“一张丰满的脸，垂着两耳，穿着特定品级的礼服，依习俗规定一般地坐着”。然而西洋画却不同：有一次，一位清廷官吏摆好姿势，要一位西洋画家为他画像，等画成之后，发现官吏的头上没有了红顶子，而脸是一半黑一半白，这位官吏大为震怒。江亢虎认为，读赛珍珠的小说就使他心头浮起上述的同一感觉，她“把中国画成一副一半黑一半白的面孔，而官顶子亦不见了！加以她似乎专喜欢夸张地刻画几个过度的特性与超乎一般平常人模型上所呈现的缺点。她抓着这几点，扩大地加以特写，多次反复地把他们的类群写成一个典型，而这样一个典型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又几乎找不出的。这样看来，布克夫人与其说她是一个画像家，宁可说她是一个讽刺画作家”。江亢虎的观点表现出他与赛作对文学反映生活的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他不打自招地把自己划入了中国清廷官吏的那一类，即主张文学即如中国人画像的方法，为行将就木者涂脂抹粉。江亢虎在开宗明义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观后，就下列几个方面对《大地》进行了攻击。首先是以道学家的姿态批评赛珍珠的性描写，文章认为赛珍珠“特别喜欢从严肃的性问题着手”，使作品充满着“动人情怀及不健康的叙述”。其次，他指出赛珍珠的创作源自中国奶妈及苦力的叙述，这些人“对生活的观念非常奇特，而他们的常识亦非常有限。他们虽说是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却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这就是说，从这些中国“下等人”嘴里听来的故事并不是“中国的写真”。第三，江亢虎列举了作品中的许多细节，认为这些描写纯属荒谬。比如，《东风·西风》中写了一个女子上吊，人们只找了一些和尚来招魂而不立即送到医院抢救，江认为这些内容“是不真实的”；《大地》里描写泡茶的方法是在沸水对洒上几片茶叶，这也是“连乡下人都会感到诧异的”；王龙生儿子送给友人红蛋的数目不合规定，他娶两个老婆应称后来者为“妾”而不应称“妻子”；等等。最后他总结说：“用一句话说，我发现布克夫人小说仅代表中国人生活中黑暗方面的一特殊局势。由于她步着一切外国人的后尘而得来的特殊的观察方面，纵不作夸词，她亦会特写几个特殊之点，而使事物在西洋人与中国人眼前都呈现出奇怪与不自然。”因此，他的结论就是：“一个西方人，尽管他是诞生在中国或永住在中国，一天不能自己读中国人的原著，一天要倚赖着中国的苦力与阿妈充任介绍的源泉，原始的翻译，那便很难望有真正的了解中国与阐明中国的一天。”江亢虎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些“高等华人”害怕此类描写丢了自己的面子，怀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骨子里对中国劳动人民怀着深深的鄙视和等级偏见。持类似看法的还有由稚吾和朱雯。由稚吾批评赛珍珠的小说博得了太大的虚名，其客观价值就是暴露了“东方大国的神秘”，但“暴露得过火，失去真实”。[10]朱雯则言辞尖刻地揶揄《大地》描写的中国农民生活虽可以“向西方人买卖野人头”，而给中国人看了，就会有许多破绽，“简直浅薄得可笑”。[11]
对于中国智识阶级和平民之间可怕的鸿沟，赛珍珠深有感慨，她一贯坚持平民主义立场，申明“大多数的平民才是中国的生力，中国的光荣”。[12]同时，她明确指出，中国的受教育阶级对非受教育阶级的鄙视来自祖先遗传，一般所谓爱国志士不能替平民谋生活的改善，反将其穷苦愚昧的状况一味对外掩饰，这是误国。[13]林语堂针对赛珍珠所受到的攻击，盛赞“其对于吾华民族之批评，尤可为一切高等华人及爱国志士之当头棒喝”。他指出：“中华民族之伟大，正在高等华人所引以为耻之勤苦耐劳之农夫也，正在于爱国志士所急欲掩饰之‘苦力’奶妈也。中国之羞，绅士也，政客也，高等华人也。”他还以《老奶妈》为例，说赛珍珠以老奶妈为母亲，通过写她的纯朴忠厚，表明了“下流百姓”之伟大。[14]
中国知识分子与赛珍珠所持的价值尺度还有一个重要差异，表现在：是置身于时代主潮之内以阶级论看问题，还是以“局外人”的姿态用非阶级论去分析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头等大事，反帝反封建成为时代主潮，富有战斗性、革命性和号召力的左翼文学牢牢占据了文坛的领导地位，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总结民族苦难历史的基础上自觉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剖析人生与社会，这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如何看待赛珍珠和她那些描写中国的作品，自然也难脱此标准。伍蠡甫在《福地述评》[15]中认为，《大地》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灾荒频仍、农民知识浅陋、妇女卑抑、兵祸匪患等中国现实社会的一切。“这些是不是事实呢？作者在揭穿这一切之后，有否抱着一般白色优越的心理，以侵略中国为救中国呢？”伍蠡甫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之后指出，中国的出路是反帝反封建，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承认的，赛珍珠实际上抱着替旧社会文过饰非的心理，同时也有为基督教和白人辩护的心理，她多少暗示了中国农村问题应在外力侵略下渐次改良而解决，“作者是拿白人所用来表现最最憎恶的一个字——silly——送给许多中国人了”。胡风在《〈大地〉里的中国》[16]一文中，也从同样的角度出发并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她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爱和封建铁蹄下农村妇女的命运，但是，赛珍珠把握不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将农民的悲剧命运还原到天灾上，不能揭示出地主和雇农间“残酷的关联”，抹杀了本质，“在艺术底创造上也就不能够达到真实了”。她还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化了外国人，“《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茅盾也写了《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17]，介绍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赞扬了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向西方介绍中国革命作家和作品的贡献，批评赛珍珠等人对中国农民形象的歪曲。他还认为“正在英勇地担负起历史任务的现代中国农民和《大地》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丝一毫相像的”。[18]由于茅盾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文坛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他的批评意见在当时有相当的权威性。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批评者与赛珍珠的视界存在巨大的差距：赛珍珠没有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待祖国的那种痛心疾首，她不是阶级论者，她对人类社会的观察是立足于剖析民族内部的文化结构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大地》三部曲采用整合的手法，写贫农王龙经历了两次意外事件引起贫富和地位变化，子女从农村到城市，担负起不同的社会角色，从而形成了对整个民族的土地、子嗣、家庭、军阀割据、文化激变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受个人经历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赛珍珠给中国指明的道路只能是“改良”。因此，赛珍珠自然会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的“支流”乃至“逆流”。
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还有一个最为尖锐的问题，即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文化观。自近代以来，宗教与传教士一直是中国社会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反洋教斗争、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环节。与外交官和商人不同，传教士来华的直接目的并非是获取物质利益或者谋求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以此在文化上征服中国。这一目标背后的殖民主义渊源，使传教士在近代早期参与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而从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宣称其真正的使命是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以及与此相联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看到西学是变革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并试图通过使中国西化最终达到“福音化”的目的。可见，传教士既是殖民势力的一部分，同时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扮演了文化掮客的角色。其双重角色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但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只取前一端。伍蠡甫说：“宗教只是维系统治阶级的工具，将人间一切的不满都取偿于来世；何况耶教的背后，还多上一层帝国主义的政治作用呢？”他指出：“他如果不明白这形式稍异的邪教，不明白这位动用宗教势力以发挥首领欲的耶稣怎样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许还可稍稍减轻他的拜物的伦理观念。”可怜的是王龙“在抛弃那张圣像时，还没有窥破帝国主义宗教宣传的阴谋”。[19]祝秀侠对《大地》中写花旗国的修女给中国人力车夫的钱要比中国人给得多等细节很不满，认为是“迎合侵略者的自尊心，去麻醉被侵略的大众”[20]。持此观点者在当时的中国不在少数。胡风对赛珍珠持否定态度的根源在于她是个基督教徒。他指出，王龙一生的事变应该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互相关联，而赛珍珠却“让传教士底观点代替了艺术家底对于真实的追索”，他举出花旗国修女给钱多、传教士给王龙耶稣像后被阿兰纳了鞋底两件事为证。胡风说，虽然赛珍珠自己明白基督教与中国群众的灵魂难以沟通，却仍旧遮掩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本质。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影响，作为传教士的作者如何看，这些问题在书中完全找不到，原因在于“实际的情形和她的基督徒的立场太不能一致，使她没有写到的勇气和力量”[21]。赛珍珠身为传教士的女儿，同时又具有传教士身份，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她自幼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其宗教思想十分复杂，可以说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聚合体，如果采用简单的价值尺度，仅凭其“传教士”的身份便对其人、其作大加挞伐，便是不理智的非学术态度。因此，本书意图在如何认识赛珍珠的宗教观和其文学创作的互渗这一问题上进行有效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