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仇恨中寻求理解
1939年，赛珍珠发表了长篇小说《爱国者》。小说以富贵人家的子弟曲折的革命之途为中心，从1927年大革命浪潮写到抗日战争揭开序幕为止，描写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赛珍珠对国共两党党争问题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其独特之处在于，作家并不是以表现某个人物所代表的矛盾方面为主，侧面地反映其他几个矛盾方面的生活，而是力求站在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立场上，尽量客观地表现各方的价值观念，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
主人公吴以璜，是上海某大银行家的儿子，他在革命青年刘恩来的影响下，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蒋介石进入上海，背叛革命，大批革命学生纷纷被捕入狱，吴以璜与刘恩来也被视为共产党而即将被处死。后来，以璜在父亲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并与日本姑娘村木珠结了婚，在一家进出口公司里工作。这期间，发生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璜在经历了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蒙骗到被血淋淋的事实所惊醒的心路历程后，决心弃妻别子回国抗战，为蒋介石政府工作。由于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在敌后战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因而蒋介石命令以璜去解放区考察。以璜去到解放区，发现领导者恰恰是他过去的同学刘恩来，他的妻子恰恰是以璜家中过去侍奉自己的丫头牡丹。以璜懂得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战取得胜利的原因，并把一切向蒋介石如实汇报。小说结尾，以璜收到了珠的信，这位普通的日本妇女终于理解了丈夫为祖国而战的心情。
这部作品当然有失实之处，比如：蒋介石让以璜去往西北给共产党将领送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信；描写共产党对日军战俘施加酷刑，硬要说这是一位共产党将领的授意。也许是受了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影响，赛珍珠往往情不自禁地增添上一些幻想出来的或道听途说来的传奇化情节，削弱了其小说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在这部作品中，赛珍珠所做的思考和判断绝大部分是有价值的。
小说对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的描写基本上属实。一方面蒋介石曾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望，显示了领袖的手腕和魄力，但是他的内心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小说里的一个情节：当上海无数革命学生如痴如狂地等待着这位“伟人”将“革命”带入上海时，这位“元首”却偷偷地与上海大银行家会了面，并决定立刻把这些迎接自己革命的青年统统送上断头台，以致连吴以璜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后代都失望地叫出：“他出卖了我们。”“我们大家都被他出卖了——我们，信仰他的人！”[1]多少年以后，当以璜回忆起这段岁月时，他的父亲才对他说了实话：“他（蒋介石——笔者注）是什么都知道的。”父亲冷冷地说道：“在那些日子中，我们跟他秘密地商谈了很多的话，为了酬答他法律秩序的维持，以及共产党徒的驱逐，我就答应了那笔他所需要的借款。……他从行将依法执行的共党名单上，指出你的名字来。”[2]帮助蒋介石获得这份名单的是叛徒彭留，蒋介石在给了他一笔赏金后立刻将他处死，原因是“委员长最瞧不起叛变的人”[3]。赛珍珠还借以璜父亲之口说出了蒋介石的价值观念：“他利用每一个人，可是他以为不能信任的，便都铲除了。”“西安回来以后，他就抱定了决心，不到成功，他是决不肯甘休的。瞧他怎样把共产党驱逐出去哪！他们躲藏到遥远的西北去了。他一年一年地把他们赶出去，决心要把中国统一在一种政权之下。”[4]也就是说，蒋介石之所以奸诈，原因在于他想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在这个目标之下，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在他看来都是正当的。
对于作为蒋介石对立面的共产党，赛珍珠是通过刻画刘恩来这个人物形象反映出来的。恩来是个穷学生，最初只是出于直觉对社会的种种黑暗不满。仅仅因为他用英文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文章中流露出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有所向往，便被军阀政府逮捕。他在狱中才真正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由于被这些人的牺牲和伟大抱负所感动，恩来也成了一个共产党人。开始时，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才彻底醒悟，坚决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恩来恨富人、恨洋人，恨得都很有道理。他对穷人的看法也十分理智，他曾批评以璜，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他对以璜说：“穷人不会比有钱人好的。……假如那些穷人也在你父亲屋子里，他们就会跟别人一样地享受的，……他们会比你父亲更坏咧，因为你父亲倒不会像野兽那样啊。……穷人们得到他们从未得到过的东西的时候，……那要比野兽更坏咧。”[5]这些话表明这位青年革命家对社会的认识比同时代很多人深刻，也表明这位未来的共产党内的领导人物在思想上的成熟。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一场混乱，通过这场混乱来破坏旧秩序，然后由新的政府来制定新秩序，并让人民服从。
抗日战争爆发后，恩来成了西北部红军的高级将领。他成功地领导了对日军的游击战，也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式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在这特殊的军队里是没有高低的，如果有人懂得什么事情就教给不懂的人。他们吃着同样的必需的食物，穿着同样的衣服，没有人有比别人更多的钱。”“对于有些人们，贫穷也很愉快的，因为他们很自由。”[6]在恩来心目中，认为“我们不是做得很好了吗？我们有饭吃，有衣穿，一切都公平。我们都自由。这些是大家所希求的东西”[7]。这样的生活在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的确是一片乐土，而恩来对革命生活的赞美之辞，也是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们当时真实心态的表露。
恩来所代表的共产党和他的军队在书中是作为正面的“爱国者”形象出现的，这应该说是赛珍珠对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贡献。其笔下的共产党员不是怪物，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哪怕还有许多幼稚之处；他们有崇高的生活追求，“愿意永远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物件，没有子孙的嗣续”[8]；他们也有隐藏在内心的纯属个人的感情世界——比如恩来在成为高级将领后，仍念念不忘早年给村里人许下的愿，要为他们建一座学校。(https://www.daowen.com)
与表现共产党世界有联系的另一个人物是牡丹。这位早年曾被吴公馆买来的丫鬟，从另一方面展现了被压迫阶级的价值观念，因而也有力地支持着共产党所代表的那一整套观念体系。当以璜表示想不通自己的家庭曾有过对不起她的地方时，牡丹只要把袖口提起，露出那被烟枪烙得伤痕累累的胳膊，一切就清楚了——正是由于中国普遍存在着的残酷的阶级压迫，穷人们才纷纷起来造反，并本能地寻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共产党。牡丹形象的塑造证实了当时共产党人存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在这一点上，赛珍珠毫无偏见，她把同情给予他们，尽管她有时会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爱国者》所展示的仇恨的另一极是日本军国主义，赛珍珠对此同样也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她曾有过在日本生活的经历，这使得她某种程度上能从日本人的角度去体验其国民的思想情感，因而她笔下的日本人也同样让人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普通的日本国民，他们在战争期间，受着本国政府的欺骗宣传，无意中做出对不起中国的事情。抛开这一点不谈，他们仍然有许多可爱的品质：守纪律，爱清洁，对人彬彬有礼，律己甚严，有很强的公民责任心。可惜这最后一点常常被他们的政府所利用，让他们做出许多愚忠愚孝、害人又害己的坏事。
这些普通日本人中，小说刻画得最成功的形象是村木珠，在她的身上，集中了日本妇女的美德以及局限性。赛珍珠通过珠与以璜的爱情、婚姻生活，突出了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更深层次的相互认同。其实，珠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诚，是与中国人共通的，她为了追求自己的心上人不惜以割腕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反抗。同样，她也能理解丈夫的爱国之情。她支持丈夫服从祖国的需要返回中国，并且告诉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勇敢的爸爸。当然，珠也有着受本民族文化影响的自身局限性。她顽固地认为是中国人在屠杀日本人，而不是相反。她偏执地坚信，如果中日之战早一点发生，那么她将断然按照国家的需要嫁给一位可以做她爷爷的日本老将军，尽管这个老色鬼并不能代表日本这个国家。
赛珍珠在描写跨国恋情的时候，总喜欢夸大不同民族人的生理构造的区别，这在《大地》三部曲之《分家》中已有所表现，在《爱国者》里，她同样强调了这一点。在描写以璜与珠的婚姻生活时，有这样一段话：
当他的思想一离开珠的时候，只是在灵魂中把分隔着的世界与他们两人间的墙垣筑高罢了。他割断了自己的国家和她结婚，而她也同样地割断了她自己的国家。这一对分离了大众，办法与任何人不同，因为人家必定以同种人做配偶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看来都是外国人。他们祖先的血液不是同一的血液。他们的骨骼也不相同。当他看着她的身体，又看着自己的时候，他知道身上的泥土也不是来自同一的土壤的。他们遇见了，现在又结合了。他她的身体，好似他自己般地密切，可这不是同一的肌肉。他的骨骼是瘦长的，她的却是矮而健。她并不肥，却也不像他般瘦削。他为了特有的水土性而爱她，这种性质是她身体上所有，而他自己所缺乏的，甚至他说为了使他常常发笑的率真而爱她。[9]
强调不同人种生理构造的不同，这种想法在赛珍珠头脑里相当顽固，她曾因此让《分家》里的王源与热恋着他的美国姑娘玛丽分手。在《爱国者》中，赛珍珠“批准了”以璜与珠的婚姻，大概是她认为他们同属于黄色人种的缘故。尽管如此，她还是反复强调了他们之间的生理差异。不过，对于赛珍珠而言，强调这些并不是为了分离不同的种族，而恰恰是要说明，尽管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仍然不影响他们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相同。在以璜与珠之间，哪怕他们代表的两个国家与民族正在相互厮杀，也仍然拆不散这一对夫妻。
对于《爱国者》这部小说，过去人们往往只注重于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日两国之间那段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忽视了它的内在含义。人们还常常批评恩来与牡丹的婚姻缺乏现实依据，批评蒋介石把以璜从日本召回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他去向一位西北红军高级将领传达口信，仿佛这一切都是赛珍珠捏造的情节。其实，这样理解就忽略了赛珍珠写作这部小说的真实用心。《爱国者》反映了赛珍珠试图填平阶级、种族、国家间的沟壑，架设一座博大的“人桥”的愿望。这里存在着互相敌对的三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以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红色政权，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在他们的下面还包括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他基本上属于蒋介石集团）以及牡丹这样的无产阶级（她基本上属于恩来代表的集团）。这三个方面互相不共戴天，仇深似海。然而，赛珍珠让中国人以璜和日本人珠结为夫妻，又让受命于蒋介石的以璜和共产党高级将领恩来结为兄弟，同时还让过去钟情于以璜的牡丹最后与恩来终成眷属。这样，她就使这些敌对的势力和集团建立起了近似血缘关系的纽带，既通过他们的生活、理想使人们理解各自的价值观念及缺陷，理解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鸿沟，又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系，宣传了作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道主义理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赛珍珠抹杀了善恶、是非的界限，她的道德评价是明确的：她绝不会为日本军国主义说好话，她需要的只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日本普通国民；同样，她也绝不会为吴太太虐待丫鬟一事唱赞歌，她的同情明显地站在被压迫者一方。面对赛珍珠的良苦用心，我们可以批评她的不切合实际，然而，我们也要理解一位作家在那个充满仇恨的世界上对于和谐、沟通蓝图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