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罗曼史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欧洲知识精英正试图小心翼翼地将他们的高雅文化永远保持在神圣的殿堂里的时候，美国却让文化进入了大众之中。大众消费的生活方式几乎成了“现代性”的代名词，这种“美国生活方式”肆无忌惮地生长并蔓延至欧洲。起源于欧洲的消费文化却在美国结出硕果。经济危机虽然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却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文化艺术相关行业的政策，包括联邦作家计划、联邦戏剧计划、联邦艺术计划、联邦音乐计划等，这些举措促进了美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并且促成了其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文化产业大国。这一时期，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几乎可以说是包含了相同含义的词汇，美国社会的一切活动仿佛都打上了“大众”的烙印，大众文化“几乎相当于大众政治、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不仅在美国扩散，而且正席卷欧洲”[16]。广播、电视剧、电影、通俗杂志、文学作品里，充斥着“平凡人的罗曼史”，它是其时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平凡人的罗曼史”是现实主义的，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写吉利的人遇到吉利的问题，人物的新生是这类罗曼史的要素，他们命运的改变要突然、要不费力。罗曼史满足了美国一般读者的代入感。
在美国文坛，三十年代初期曾经有一场雅俗文学之辩，争辩的中心是德莱塞的作品。德莱塞的小说深受美国读者的欢迎，但一直遭到文坛的排斥和非议。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上，他批评了美国文坛流行的豪威尔斯式[17]的矫饰的审美趣味，推崇德莱塞创作的坦白直率和充满激情。德莱塞的作品写出了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是卑微者的命运和追求，其小说中洋溢着人道主义之爱，打破了那种高雅的斯文传统。赛珍珠无疑是德莱塞事业的继承者，其创作观又与刘易斯异曲同工。同样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赛珍珠借“中国小说”这一他山之石，酣畅淋漓地陈述了自己的小说观。
文人不认为小说是文学，这是中国小说的幸运。也是小说家的幸运！人和书都摆脱了那些学者的批评，用不着受他们对艺术要求的束缚，无需考虑他们讲的表现技巧和他们谈论的文学意义，也不用去听那种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的争论，因为那种争论认为艺术仿佛是绝对不变的东西，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甚至几十年内就会起伏变化！中国小说是自由的，它随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这土地就是普通人民；它受到最充沛的阳光的抚育，这阳光就是民众的赞同；它没有受到文人艺术那种冰霜寒风的侵袭。[18]
赛珍珠为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的辩护，实际上是对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一种礼赞。她坚持百姓的生活才是小说家创作的源泉，人民才是判断小说是否具有创造力的人。
像中国小说家那样，我受的教育就是要为这些人写作。如果他们有一百万人读他们的杂志，我愿意我的小说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而不想在只有少数人读的杂志上发表。他们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醒的法官，因为他们的感官未受破坏，他们的感情是自由的。[19]
《大地》所书写的人类生命历程中的逆境——水、旱、兵、匪、蝗等具有循环性的特征，是中国农民生活中的常态。赛珍珠并不了解中国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迁，其关注和描写的重点是中国农民那种原生态的、与土地浑然一体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看似无知无觉实则蕴含着深邃的生存智慧的生活状态。赛珍珠以人道主义的善意态度描写了她所理解的中国普通大众的样子，书写了自己经验中的中国的农村，实践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观。赵家璧敏锐地对王龙形象做出评价：“是一个典型的初民（Primitive man），抱着单纯的信仰，过着单纯的生活，信着单纯的命运观，这一种落在现代文化背后的富于初民性的人，欧美诸国不容易找，而中国就有一半以上可以出来充做代表。”他进而分析了美国读者缘何追捧《大地》，并从王龙身上得到安慰：“最近欧美的物质文明，已发展到了峰点，一般有灵魂的人，都在机械生活中呻吟着，在都市里感到了极度的疲乏。……就有一部分人提倡回到农村去，而过着原始生活的初民，就形成了现代人唯一的梦想。”[20]美国学者在解释《大地》吸引他们的原因时，经常谈到其在塑造“真实”“普通”的中国和“朴实”“平凡”的中国人方面的贡献。在1931年的一篇书评中，作者说他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小说能像《大地》那样“如此令人满意地将普通的、平凡的、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从那些屏风、帷幔和镜子上所表现的老套艺术和诗学中解放出来……那些东西上面的中国人总是一个样子，就像一出苍白的芭蕾舞剧里的一个空洞乏味的人物”。
【注释】
[1]Bill Shrink.Foreign Americans.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36，p.154.
[2]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在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授奖词里说：“她以纯粹的客观性使生活充实了她的知识，给我们提供了使她名扬世界的农民史诗《大地》。”（裕康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4-55页。）
[3]Bill Shrink.Foreign Americans.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36，pp.11-12.
[4]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p.180.
[5]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第145页。
[6]亨利·卢斯（Henry R.Luce，1898-1967）：《时代》《生活》《财富》三大杂志的创始人兼主编，与赛珍珠有近似的经历，父母是在中国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从小生活在中国，浸润在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听着理想化的美国故事长大，后到美国接受教育，一生怀有中国情结。
[7]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3-4页。(https://www.daowen.com)
[8]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第154页。
[9]Nathaniel Peffer.Review of The Good Earth，by Pearl Buck.Books.1March，p.1.
[10]朱磊：《赛珍珠及其作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第28页。
[11]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Isaacs，1910-1986），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跃于中国，曾任职于上海《大陆报》，后主办《中国论坛》杂志。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他与鲁迅等人关系较为密切。其代表作之一《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 India，1958）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后来出了中译本《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国的中国形象》是根据对181名美国各界精英的调查访谈写出的。
[12]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43页。
[13]彼德·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149页。
[14]文森特·里奇：《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王顺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页。
[15]V.F.卡尔文顿（V.F.Calverton，1900-1940），原名乔治·戈厄茨（George Goetz），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其主要著作《美国文学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American Literature，1932）在美国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批评，他倡导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坚信集体主义将取代个人主义。
[16]Volker R.Berghahn.European Elitism，American Money and Popular Culture.R.Laurence Moore and Maurizio Vaudagna，eds.，American Century in Europ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123.
[17]“豪威尔斯式”，从美国作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的创作得名。它指代这样一种风气：专门正面描写上层人物，崇尚上等人的传统和道德规范，书写那些带着微笑的生活。
[18]赛珍珠：《中国小说——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演说》，王逢振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7-68页。
[19]同上书，第86页。
[20]赵家璧：《勃克夫人与黄龙》，《现代》三卷五期，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