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赛珍珠也从未停止过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虽然赛珍珠一贯抵制别人给她的“女权主义者”的头衔，但她还是致力于为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活动，并且敏锐地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妇女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妇女问题专家。她对美国参战前夕的性别关系进行了透彻而冷静的分析，发表了论性别问题最长的宣言书——《男与女》（Of Men and Women，1941年），指出美国民主的继续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妇女是否获得完整的自主权。赛珍珠的目光不仅投向了美国白人女性、黑人女性、法西斯统治下的欧洲女性，而且在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时，也把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延伸到了她曾经朝夕相处过的中国姐妹身上。1941年初，赛珍珠出版了一本集子《今日和永恒》（Today and Forever），包括十三篇故事，盛赞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尤其是其中大多数故事都塑造了中国女性的英雄形象。《龙子》把两性关系置于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将战乱中女性的命运书写得十分真切而耐人寻味。
如果说战争给普通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女人远远比男人处于更加被动的生存处境。战争是由男性发动、男性参与并由男性终结的，然而，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而是让女人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也许，女人柔弱的身体确实难以承载抗击侵略战争的重大使命，但是，女人的灵肉却成为演绎国仇家恨的意义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有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占领中国的国土和征服中国的人民是其显在的目的。古往今来，男性征服者用以宣告占领、昭示胜利的必须程序就是强暴被占国的妇女。“这些执行施暴行动的男人，在战争时期其实负载着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他们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或民族的纯洁性的名义对别国或别民族进行侵犯的时候，伴随着土地掠夺的，必然是对‘他者’民族的‘纯洁性’进行干扰或破坏，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强奸当地的女人以及强迫她们怀孕。在公众地方或在家人面前进行集体强奸，其意义在于公开地向被侵犯民族的男人们（他们也自认为民族代表）展示一个处于强势的民族对一个处于弱势的民族进行侵犯的‘到位’，加强他们的耻辱感。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划上一个等号。”[19]《龙子》中这样描写日军的野蛮：“敌人来了，像凶猛的野兽，不，甚至比野兽还要凶残。野兽会吃男人和女人，而这些敌人只杀男人，强奸女人。不管女人是年老或年轻，他们全都不在乎。先糟蹋年轻的，而后是年老的。”[20]兰花被四个日本兵强奸致死，第五个就连她的尸体也不放过；就连吴廉的老母亲也没逃脱被轮奸的噩运。敌人淫荡到如此地步，这让见识过打仗见识过自己国家好色士兵的林郯深感震惊，他觉得：“说他们是蛮人、野人、动物、畜牲，统统都言轻了。”[21]除了年轻的姑娘媳妇被迫到白人的教会学堂避难之外，从来不怕男人的年老的林嫂也不得不住到了那里，同自己的老头子分开。小说还讲述了发生在学堂里的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敌人冲到学堂门口来要女人，扬言不照办就闯进去杀死所有的人。七个从苏州来的妓女主动走出门，用自己肉体的牺牲保全了其他老人、孩子、女子的命运。(https://www.daowen.com)
女性的被蹂躏重诉了被忽略的性别牺牲，展示了两性不平等的显性因素，这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促成了男性出于民族义愤的出征。从隐性的层面上，女性被千百年来的传统所规定的从属地位在战争年代也并没有丝毫的减弱。玉儿放脚、识字、不买耳环、卖了头发去买书、不甘心在家里生孩子做饭、主动接受革命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并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根据地，然后回到家乡敌占区加入消灭日寇的行动中，这一切都展现出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新女性。再加上离开家去重庆上白人办的学校的小女儿半笑，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回国参战的外交官的女儿梅丽，可以说，革命和战争将这些不安于传统性别设定的女性裹挟而出，让她们参与了历史的伟大进程，暂时挣脱了滞重的性别束缚并且把自我消融在了男性群体之中，将一项所谓男人的事业转化为女性生命力释放的方式。然而，她们却忽略了自己只有通过男性化的身份才能同民族、国家建立联系，回归“女儿身”时也便是退出行动的舞台之日。玉儿在跑反的前前后后最常想的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她正在创造新的生命。她注定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完成，要把它置于一切事情之上”[22]。在跟敌人进行斗争的最艰难的几个月里，“玉儿壮实得差不多像个男人。……不论在啥地方，她从你面前走过，你要是没注意她微微耸起的胸脯，还当她是个大小伙子呢”[23]。玉儿利用吴廉的汉奸身份机智地深入敌巢毒死了日寇头头，可是她并没有为自己的英勇感到骄傲，反而害怕了起来。她怕的是，自己这么瘦，肉这么硬板，脸这么黑，不像女人了，丈夫还会不会爱她，她还怕，丈夫会觉得一个敢去投毒的人根本就不像女人家。跟她的英勇机智相比，丈夫确实更爱她的畏畏缩缩、温柔和善，他对玉儿说：“我想要你生孩子，生许多的孩子。你要是让我开心的话，就只顾生吧——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尽管生好了；你生，只要你生！”[24]此后玉儿越来越感到苦闷，她觉得自己不比哪一个农家妇女强，因为她只是困在院墙里养孩子，而不能像从前那样去到自由的国土上干一番事业。半笑自小就知道，“周围的墙是禁女人的，可门都是为男人开的”[25]，战争给了她一个机会，把她放出来了，可是她能做的也只是为三哥物色到了一个“观音菩萨”似的媳妇——梅丽。而小说中的梅丽更是一个肤浅的爱国者，她根本不懂得抗日的真正意义，虽然她敢公开抗议洋学堂对中国人施行的教育不合时宜，但是，她在听说并见到了林郯的三儿子之后，定下的目标就是嫁给他并且把他塑造成大人物。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空间，就是在外敌入侵后男女两性共同的家园认同和民族认同之中，仍存在无法掩盖的性别不平等，因为“妇女不会分享战争的荣光和愉悦”[26]。现代妇女无论以怎样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投入民族解放的伟业中，都难逃被置于边缘的地位。
普通的传统妇女在战时似乎比男性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一种生存的智慧和能力。赛珍珠依然没有忘记塑造女神似的形象，一如《大地》里的阿兰、《母亲》里的“母亲”。《龙子》里的林嫂就是这样的人。虽然没有文化，属于典型的旧式农村妇女，但她却是家庭的守护神，掌管着儿女们的婚嫁大事，照顾孙辈们的生活，对汉奸女婿一家的态度表现得是非分明，发誓要永远和丈夫一起和敌人抗争，也是她最先提醒丈夫，没有枪的庄户人该怎样对付敌人，她能机智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和掠夺，并且还让全家有吃有喝，她那大地一样朴实的话语常常能平静丈夫的心，能调节家庭的气氛。林嫂用爱与理解平复着战争给家庭带来的创伤和苦难，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的坚忍，感受到的是一种含泪微笑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也蕴含着一种活得“顽强”的悲哀——女性不仅要摆脱被传统规定的从属地位，而且要摆脱作为一个受民族压迫的人所面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