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战文学，大都提倡正面凸现战争的意义以激发昂扬的战斗激情，站在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表现战争对民族精神的净化，用塑造英雄形象或新人性格的手法来重塑民族品格，表达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战斗情怀。战时的中国抗战文学，是民族的生命之舞。然而，大洋彼岸的赛珍珠无法目睹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不会亲历普通中国人的深重灾难，自然不会像大多数中国作家那样充满保家卫国的激情。赛珍珠曾这样解释创作《龙子》的缘起：“由于与住在南京附近的农民家庭关系很熟，她了解到这些农民对日本侵略造成的恐怖局面的反应。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目睹毁灭性的飞机轰炸、对无辜百姓的肆意残杀及对妇女野兽般的侮辱，……日本人的行径在人民中间激起了一场反抗运动，赛珍珠根据日本人对中国的侵占以及伴随而来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为《龙子》的故事构想了基本的思路。”[2]通过掌握抗战时的大量真实信息，赛珍珠将她早就熟悉的人物纳入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再融入自己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价值判断，便完成了一部并不以弘扬中国人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为创作旨归的乡土抗战小说[3]。《龙子》不追求宏大叙事、史诗品格，战争更多地转化成了人物悲苦命运的背景，并与深厚的人道同情结合起来。小说通过对战争与农民关系的思考，对中国农民文化进行解读，同时从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达到了对独特的生命个体的命运遭遇的观照，体现出作者对人的存在意味和生命意义的关怀。
《龙子》延续了赛珍珠在《大地》三部曲、《母亲》等小说中对于中国农民“恋土情结”的准确把握。与土地的亘古之恋养成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品格，也使他们形成了特别强烈的安土重迁的思想意识，以及明哲保身的历史惰性。日本入侵之前，林郯一家生活得宁静平和，林郯带着大儿子二儿子在肥沃的田地里插秧收粮、种菜种果，小儿子在水草茂盛的地方放牛，妻子林嫂和儿媳、女儿操持家务，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两个儿子认为：“世界就是这片河谷这么大，周围有青山环绕，他们父亲的土地就在这里，将来那要成为他们的土地，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林村。”[4]因为在林村，“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是他们的亲属，他们这样生活已经好几百年了”[5]。林嫂从布贩子那里得知北方正在打仗的消息后告诉了林郯，他考虑了一个钟头，觉得“对他来说似乎无关紧要。北方远着呢”[6]。二儿媳玉儿跟儿子讨论日本人的飞机怎么飞到北方的城市，又是怎么把那儿炸成平地，二儿子也认为：“北方那些城市离这儿远着哩。”[7]当女婿吴廉的商铺因为贩卖日货被一群爱国的青年砸了之后，林郯一家也仅仅只是为女儿的命运担忧，“每个人都觉得在这片土地上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不管那些愚蠢的城里人怎么斗来斗去”。林郯夫妇“信任这片土地，它给他们粮食，给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所拥有的这片土地总归是属于他们的，也将一直哺育他们”[8]。林郯和他的邻居朋友们依旧天天在田里耕地，脑子里全是丰收的愿望。所以，当敌机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的时候，他们会惊奇这些银色的大鸟飞得这么快这么漂亮；飞机把地炸了一个大坑，地的主人还庆幸，想了十年的要在地里挖个池子的事终于不用自己动手了，而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羡慕又嫉妒。就是在远远的城墙上冒起滚滚浓烟的时候，在城里被轰炸成断壁残垣、女儿一家来村子避难的时候，林郯还是和往日一样继续到地里干活。林郯和三儿子去城里亲身经历了空袭，终于明白了“这场灾难要比其他灾难更严重，因为这是敌人强加的”。这时，林郯回到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土地更有感情了”[9]。
土地在农民心中已被亲切为家，庄严为国，神圣为一种图腾。当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广袤的土地时，一切都被打碎了。战争要求农民离开他们所眷恋的土地和乡井，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住他们的家园。但是，对他们来说，离开热爱的土地、熟悉的家园又是多么艰难！赛珍珠看到了农民在战争时代的困惑与矛盾，冷静地谛视着农民们走向反抗之途的漫漫心路历程，昭示了一个由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反复思考的主题——救亡与启蒙必须同时进行。城里年轻的学生搞宣传，鼓动同胞们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而林郯只有一个问题：赤手空拳如何战斗。一群学生在奔赴延安的途中来到林郯家，当他听说敌人垂涎他的国家辽阔的土地时，他马上明白了整个战争的原因：“土地是人们打心底里喜欢的东西。要是谁的土地太多，而另一些人的又太少，那就要打仗。因为土地能生产出粮食，有了土地也就有了栖身之地。要是地太少，粮就少，房子也就小。要是出现这种情况，人的头脑和心胸就会狭窄。”[10]所以，林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整个城市是否会陷落，也不管……是不是会亡国，我都要留在这里。”[11]二儿媳玉儿从老二给她买的书中知道了战争、侵略、相互残杀等，便常常跟老二讨论这些事情，后来老二成了家里第一个决定去跑反的人。送走了老二和玉儿，暂时的平静竟让林郯怀疑起战争的真实存在，“一只小鸟正在他家门口的梨树上唱歌，梨子刚熟，黄澄澄的，他家的谷子在烈日暴晒下一动也不动。那绿色正在逐渐褪去，要不了多久就会转成金黄色”[12]。敌军日日逼近，城市一座一座失陷，逃难的人们来了又走，可是老百姓们很快习惯了新的日常生活，他们甚至讨厌参军打仗的人，在林郯看来，“一个男人在这种日子里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并且活下去……除了收割，什么也不去考虑”[13]。老百姓们都沉浸在丰收在望的喜悦中，对他们来说，谁来统治都要受剥削受压迫，“如果一个人反正要被吃掉，给老虎吃掉还是给狮子吃掉有什么不同呢？”[14]宣讲抗战的学生骂他们不爱国，林郯怎么也不懂，他自问：“我还不爱这片土地？这块地就不是我们国家的？你们这帮年纪轻轻的人为自己活命跑了，就像我儿子和玉儿一样，可是我太爱我们的国家了，都舍不得离开，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哪个人比我爱国家爱得这么深？”[15]整日操弄着庄稼恋着家的农民不懂得什么是国家民族利益，对抗日的民族大业也不关心，浓厚的家族本位主义思想正是他们民族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林郯虽然支持二儿子跑反，但却是为了他可以在别的地方接续家里的香火，而且他要求儿子打完仗后回来把地领回来。敌人即将进犯林村，林郯们竟然预备了茶水点心殷勤招待，妄想在新的统治者手下做个良民，求个安稳、太平。(https://www.daowen.com)
《龙子》虽然有抗日宣传的目的，但不是口号化的抗日宣传。由于赛珍珠对狭隘、保守的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把握相当准确，“地之子”林郯的逐渐省悟，终于参加抗日斗争的心理过程就被表现得很有层次且真实可信了。林郯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之所以起而反抗，只是由于自身利益的受损与生命受到的严重威胁，他们的反抗在本质上是面对生存压迫时生命本能的反抗。战争的意义在乡民们那里被还原得非常直接而单纯，从自己深切感受到的苦难中迸发出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并坚定了抗暴的决心。由乡土之爱升腾起的抗暴精神成为他们最本质的生命冲动，成为他们保家卫国的原始驱动力。赛珍珠紧扣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在《龙子》里再现了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描写了无数乡民遭受着肉体折磨、劳役、就地处死等酷刑，在枪杀、饥饿、病痛中殒命。而且日军烧杀掠抢、奸淫成性、无恶不作。敌人来到林村，像一群恶魔似的喝酒吃茶要女人，将枪头的刺刀随手戳进九十岁老人的后背，只因为嫌他走得慢。吴廉的老母亲因身体过胖没能从小墙洞逃出去而被日本兵奸杀，林嫂被迫离家避难，接着是几个色情狂士兵当着林郯和大儿子的面强奸了面目清秀的三儿子，后来，一直躲在教会学堂里的大儿媳兰花在出门时遭到日本兵的轮奸而惨死，大儿子从此索然寡欢几近愚痴。不仅家活像座坟墓，而且土地整个被毁了，烤焦了，光秃秃的，林郯“望着村上被毁了一半的房屋，望着他家至今不敢修复深怕招来散兵游勇的破房屋，望着整个山谷里它的四周个个村庄莫不如此，一股怒火便从心底燃起”[16]。在两个儿子都上山参加了游击队之后，林郯期望着二儿子能够回家和自己一起守住土地：“只要我活着，管他娘的鬼子，我就要守住这块土地。他和我一起守住。等我死了，他和他的儿子再接着守下去，直到敌人滚出我们的国家。”[17]当敌人终于把林郯及他的老婆、他的猪牛鸡鸭鱼、他的土地连同收成都登记在册的时候，林郯终于发动乡亲要找“不忍的法子”了。林郯的二儿子从自由的国土回来后马上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号召大家通过游击战联合抗敌。从此，庄稼汉林郯的脑筋不停地动着，随时准备逮住每一个有利时机杀死敌人。大家开始挖地道，收藏许多新奇的武器，林郯的家成了掩藏游击队员的大本营，他还被选为村子里发出杀敌暗号的头人，正是这些看似愚钝的村民“冷不防从身上抽出刀抢，雨点般地向敌人扫去、砍去，敌人被杀得一个不剩”[18]。抗战改变着农民的生命形态，不管侵略者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要想获得生存的权利，唯一的出路就是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守住土地，这是最严酷的现实。
战时的中国乡土抗战小说里不乏像林郯、二儿子这样的“地之子”形象。如王西彦的小说《眷恋土地的人》中的农民杨老二，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参加了抗日军队，但是当跟随部队撤退离家越来越远时，他又被强烈的恋土情感所淹没，踏上了孤凄的回乡路。但是，中国作家更多的是写农民的最终觉醒并走向战场反抗侵略。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塑造了已到古稀之年的艾老爹形象，土地之梦被日军的侵略践踏之后，他终于和儿子一起去寻找义勇军去了；吴组缃的《鸭嘴涝》写了青年农民张三官突破农村封建势力和家庭观念的双重压力，撇下庄稼不顾，成为猎户队队员参加战斗的故事；就连萧红的《生死场》里那群愚昧得近乎麻木，麻木得近乎浑浑噩噩的乡民们也能对天盟誓要与侵略者做殊死的战斗，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战时的中国作家怀着饱满的热情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表现战争对民族魂的激活，以夺取抗战的胜利为基本出发点，创作带有现实功利性；同时，这些小说又继承了战前乡土小说的批判性，对农民问题进行思索，反思“国民性”。赛珍珠的《龙子》虽则也带有现实的功利性，只不过不是以激发中国人的抗日激情为要义，而是为了展示战争带给普通中国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面对战争的种种反应和精神状态，从而唤起美英等国对中国的支持。客观上，赛珍珠以她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深深理解，也触及了类似中国作家一以贯之思考的“国民性”改造问题。小说昭示出，战争是一个挖掘民魂的极好机会，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国民就会自生自灭了，救亡必须和启蒙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