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一位终生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的精神放逐者，赛珍珠始终对父权制文化下的妇女命运保持敏感，她孜孜不倦地为女性这一群体著述、演讲。在为其带来声誉的中国题材作品中，她对中国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正进行了客观揭示，对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前途进行了探究和展望。1934年回美国定居之后，她便积极投身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赛珍珠通过多种形式为男女平等和争取妇女权利大声疾呼。她关心妇女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分别于1938年8月和1939年7月在《哈泼斯》（Happer's Magazine）杂志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美国的中世纪妇女》和《美国的火药式妇女》。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赛珍珠也从未停止过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她在1940年美国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呼吁女同胞们为争取男女平等而不屈不挠地斗争，要为赢得同工同酬而战，为争取已婚妇女的工作权利而战，为那些职业女性和一切被性别压迫所害的女性而战。1923年即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又名《男女平权修正案》）[1]在四十年代初陷入了支持和反对的大范围论辩中，女权主义运动领袖阿尔玛·鲁兹以朋友身份恳请赛珍珠站出来说话，公开支持修正案。赛珍珠发表了声明，宣称平权修正案对于拓展妇女的机会不可或缺，并且是使一个民主制国家的公民得以自尊自爱的基础。1940年2月，赛珍珠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妇女党第十次双年度会议，做了关于“妇女在民主中的位置”的重要讲话，斥责那些叫嚷妇女安居家中的美国人实际上成了家庭法西斯思想的工具。1941年1月，赛珍珠参加了一个由《纽约时报》召集的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为“妇女的下一步”，与会者包括罗斯福夫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女权领袖卡雷·查普曼·凯特等，赛珍珠态度鲜明地提出美国妇女没有获得平等权利，美国社会已经陷入了中世纪的性别泥沼，改变必须靠妇女自己争取。
1941年，赛珍珠对美国参战前夕的性别关系进行了冷静而透彻的分析，发表了她论性别问题最长的宣言书——《男与女》。遗憾的是，这部书不仅在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鲜有影响，在学术界也少有人问津，即使是在赛珍珠研究界也鲜有提及。
《男与女》由九篇论文组成。在“前言”中，赛珍珠申明了撰写该书的缘由：她曾长期生活在中国，回美国近七年间，她发现男女之间互相不满，生活缺乏乐趣。循着这个问题，赛珍珠对美国的性别压迫进行了深入思考，呼吁妇女应该获得平等和完整的自主权，这也是美国民主继续存在的关键所在。(https://www.daowen.com)
赛珍珠指出，美国社会对待当代妇女就像她们生活在中世纪一样，仍然抱着妇女只能守在家里的传统不放。即使妇女外出工作，她们所能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些男人们不屑一顾的辅助性工作，即使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子，也很难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实现自己的抱负。最为严重的是，那些习惯了从属地位的普通妇女也不愿意看见她的同类冲破传统的束缚而取得成就。赛珍珠把美国妇女分成三类：一是科学界和艺术界那些天才女性，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在事业上，所占百分比极小；二是满足现状的家庭主妇，把自己捆在家庭琐事上而乐此不疲；三是数量最大的一群，有多余时间、精力和才能又不知如何利用的“火药式妇女”。赛珍珠认为，“火药式妇女”需要被激励从而为美国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她清醒地意识到，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具有一种强制性，而且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妇女会逐渐将它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逐渐，社会上便只存在一种男人的价值标准。在书的第六章《天使般的女人》中，赛珍珠剖析了那种故意把女人奉为道德楷模的虚伪，指出“天使”在政治生活和现实生活中都没有位置，而妇女需要的是在各个领域争取成功抑或失败的平等机会。赛珍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产阶级妇女一方面为自己的舒适和既得利益沾沾自喜，一方面又默许自己的渺小，让自己的灵魂在无所事事、斤斤计较、冷漠惰性中锈蚀。赛珍珠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分析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lf）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伍尔夫曾将这种把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妇女称作“房间里的天使”，由于经济上依赖男人，这些“天使”在生活和精神上向男人献媚，并且自觉地接受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阻碍自身创造力也阻碍其他妇女创造的一种“反面的本能”。
时隔二十二年之后，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以纪实的手法对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生存状况做了剖析：她们受过教育，却被赶出工作地点，又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中性别定义的粗暴对待，深陷于家庭角色之中而极度苦闷。与她们的生活现实极为不符的是社会上渲染的所谓“女性的奥秘”——“幸福家庭主妇”形象。这是病态社会的严重问题，教育家、商家和各种传媒推波助澜，使这种意识强化并且深入人心。遵从了“女性的奥秘”的女人完全丧失了自我，事业型的妇女则因此感到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特征。弗里丹敏锐地指出，由厨房、卧室、性、孩子、家组成的，使妇女感到心满意足的世界是妇女舒适的集中营，是对妇女最有效的压迫方式。妇女们有必要认定自己是独立的、积极的、与男人平等的人。《女性的奥秘》吹响了向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挑战的号角，启发了美国妇女对男权社会意识的强烈不满和质疑，开启了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其实，在赛珍珠的《男与女》中，就已经可以听到这种反叛的足音了。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出版，赛珍珠曾被邀请为这本书撰写护封上的介绍，为其促销。
赛珍珠“不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什么重大差异”[2]，她大胆宣称：“男与女天生在能力和脑力上都是自由而同等的，不公平是在降生之后开始的。”[3]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1949年）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这也成为后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赛珍珠直言不讳：“我们诚然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我们美国女性——律师、医生、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任何职业。但是不知何故我们却什么也不是！”[4]对此，赛珍珠感同身受，她从来不满足于只做个家庭主妇，她“一直既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人，又是一个主妇”[5]。这违背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不仅如此，她竟然还写了那么多作品，并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当时，仅有三位美国作家获此殊荣，另两位都是男性——辛克莱·刘易斯和尤金·奥尼尔。全世界范围内，也仅有包括赛珍珠在内的四位女作家获奖。她的获奖后来竟成了瑞典皇家学院判断失误的笑柄。赛珍珠在《男与女》中这样分析：“说到文艺创作，我明白情况对女性非常不利。假定作品同样上乘，男性作家总是先受宠。任何领域的女艺术家不管工作多认真，总不能受到和男艺术家同等的对待。”[6]纵观美国的女性，虽然她们接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可是社会却不给她们提供使用所学所长的机会，她们对国家大事亦无用处，普遍被排除在社会的“主机房”之外。赛珍珠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非是某一性别，而是传统。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女权主义的开路先锋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她的《十九世纪妇女》（Woman in the Nighteenth Century，1845）中指出：“我们会摧毁一切专制的堡垒，我们将打通所有的道路，让它们像对男性那样，自由地对女性开放。”[7]赛珍珠重复了富勒的观点，她说：“传统是个罪魁祸首，那么怎么办？只能——打破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