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首先，对于婚姻问题的思考，赛珍珠是超前的。1930年之后，美国社会和妇女本身依然认同妇女的家庭角色，女性的完美存在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婚姻和家庭仍旧是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重心。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谈及婚姻时指出，女人虽然对如此设定的生活不满意，但她们最大的梦想依然是成为贤妻良母，最大的雄心是有一群孩子，有一幢美丽的大房子，唯一需要奋斗是找到、得到、保有一个丈夫。在《男与女》中，赛珍珠独辟蹊径，她提出，所有的社会都是一夫多妻制的，美国人惊异地发现中国男人妻妾成群，而中国人则吃惊地发现美国人有那么多私生子，这首先是由于女人多于男人。赛珍珠曾质问美国男子是否希望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她指明：“唯一可以使一夫一妻制实际成功的方法是使结婚成为可能而不是必需。”[9]那就要求女子必须放弃那种依靠婚姻来找一个男子供养她的念头，放弃那种认为结婚是她唯一的工作和快乐源泉的想法。弗里丹号召女人不要把男人和婚姻当成自己生活的全部。赛珍珠则如此展望：“一个女人卸下了必须结婚的负担，她将感到多么轻松啊！假如她能够选择婚姻而不是因为经济的供养和社会地位所迫而结婚，那该是一件多美的事啊！”[10]
其次，赛珍珠关于男女教育的观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是相当激进的。她明确指出：“只有严密的教育才能使人们平等。”[11]贝蒂·弗里丹针对“女性的奥秘”所开的药方是号召妇女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工作，主张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公共福利与自由而活动，这样便可以使女性摆脱仅仅局限在生活领域中的郁闷压抑状态，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重要的。弗里丹预想，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男女都有机会发展自己和实现自我的社会，男女共同工作、共同分担家务将会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模式，男人也要充满激情、无微不至地照看孩子。直至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生活模式的确大有改观。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一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却带给了人们女权主义就是“与男人为敌”的负面印象。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在她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和《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2000）两书中明确提出：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男人和女人都可能是性别主义者，“区别仅仅在于男性从性别主义中获利比女性多得多，结果是男性更不愿意交出父权制特权”[12]。女权主义针对的是父权制思想（体制性的性别主义的另一个名称），而非男人。所以，如果没有男人的加入，没有男人自觉放弃父权制特权，女权主义运动永远没有进步的可能，女权主义教育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十分重要。回顾赛珍珠当年的观点，一方面与弗里丹的预想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也可谓在实践层面给胡克斯的理论做了很好的注释。赛珍珠倡导男女同校，并且自始至终跟随相同的老师以同等的方式修习同样的科目，其中“科目的一半应该是关于职业的学识，四分之一应该是关于女人的研究，其余四分之一是关于男人的研究”[13]。既要教育女人成为男人的伙伴，也要教育男人成为女人的伙伴，“让女人走出家庭，让男人进来，这应是教育的目标”[14]。所以，“整个知识的领域，包括一切技术在内，应当完全以同样的方式一同教给男人和女人，治家与育儿的知识以及一切被错误地称作女人的工作范围内的事情应当一同教给男人与女人，因为他们在家里和外面的责任应当共同负担，这是把家庭换回来的唯一方法，使之再成为男与女共同的工作”[15]。她甚至提倡男人学习家政学，“有持家才能的男人应该持家”[16]。(https://www.daowen.com)
再次，由于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时期，赛珍珠将对战争的批判与对男女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这与许多学者和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第七章《女人与战争》（Women and War）中，她指出，男人和女人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彼此否定的：女人通过生育孩子实现自我，而男人通过战争实现自我，前者创造生命，后者则毁灭生命。战争是男人发动的，他们把战争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看作是生活中正常的现象，因为战争可以为他们提供表现激情和英雄主义的机会，提供发泄仇恨的渠道。只要男人在世界事务中起支配作用，战争是必然爆发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人类中处于优越位置的，不是那个能生育的性别，而是那个能屠杀的性别。”[17]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指出，对男人而言，“战争是一种职业；是快乐和兴奋的源泉；也是男子汉品格的实现”[18]。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通过研究各民族意识形态不同之处的本质，证明了男人们有一种基本的共性，那就是，男人就是暴力，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和全部历史的转折时期把世界投入了战争。赛珍珠一直主张妇女应该为全人类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发挥积极作用。她把战争爆发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女人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如果女人不能在家庭中把道德原则植入儿子们的心田，那么就必须帮助男人在家庭之外抑制罪恶。”[19]如果妇女发挥一定的影响，将有助于战争的终结。“在被男子们而无女人所操纵的世界上将不可免地要看见战争与混乱的复现，只有到了女子们充分担任起她的责任去指导历史时才能有平衡并且除去这些混乱。”[20]美国妇女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她的名著《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Women as a Force in History，1946）中反复证明：“虽然妇女帮助男人打仗，而且有时甚至和男人并肩战斗，但是，一般来说，她们的作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因为没有社会化的粗暴、侵略和适合进行征服的气质，所以妇女在她们的生活、行动和观念上‘比较温柔’，即较少的暴力和较多的同情和关心。”[21]
综上所述，在《男与女》这部书中，赛珍珠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对男女平权问题的论证以及认为“历史从来没有为妇女讲过真话”[22]的远见卓识都表明了她的女权主义意识，其思想在她的时代是超前的，堪称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和预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