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4年，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打倒帝国主义”成为国内革命运动最响亮的政治口号。在苏联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开始了正式合作。国民党“一大”之后，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连续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运动、废约同盟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以收回教育权为基本内容）、反文化侵略运动等一连串矛头指向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

1922年，赛珍珠和丈夫布克结束了安徽宿县的农村生活，来到南京。赛珍珠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教英语。其时，她已把自己的主要活动转向文学创作。她最感兴趣的文学创作题材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活。1924年上半年，她的两篇文章《也说中国》（In China，Too）、《中国之美》（Beauty in China）接连在纽约发表。这给了赛珍珠巨大的信心——她的文学创作生涯也正式开启了。1924年夏秋之交，赛珍珠和丈夫参加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班。1925年6月，他们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典礼后不久，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A Chinese Woman Speaks）被《亚洲》（Asia）杂志采用。1925年秋天，赛珍珠从美国返回中国。此时五卅运动早已如火如荼，孙中山也已经于3月12日去世。反对外国人的声浪四起，国家主权分崩离析，地方派系和各政治集团之间战事不断，共产党的力量尚未壮大，接替孙中山位置的蒋介石与共产党结盟。

瞬息万变的形势令赛珍珠无所适从，她对中国时局的判断曾受制于国共两党在“反帝”“反教”等问题上的政策不同。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于“反帝”的理解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共产党的“反帝”，是基于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必然与纯粹的“国家主义”产生矛盾。而国民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其从事国民革命的目的恰恰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反帝”仅仅意味着抵抗外来势力对民族国家的侵扰，而并不如共产党所理解的，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反对。至于在“反帝”旗号之下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共产党人不仅以组织的名义参与其中，而且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运动施加影响。国民党在对待基督教问题上则存在明显的内部分歧。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张宙等旗帜鲜明地反教，蒋介石、孙科、张之江等人则由于信仰等原因，强调信仰自由和“反帝不等于反教”的立场。所以，赛珍珠在思想上应该更接近国民党的主张。

南京事件无疑加剧了赛珍珠对共产党的疏离，这也是导致她对共产党不满的主要诱因。不幸的是，这却是一场历史的误会。(https://www.daowen.com)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之后，全国形成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热潮，教会及其传教事业再次成为军队中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当北伐军攻打南京时，不仅革命政府的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与赛珍珠作为一个白人的身份发生了冲突；更为严重的是，混进北伐军中的一些流氓无产者的非法行径直接造成了对赛珍珠本人及其家庭的人身伤害。北伐军于1927年3月27日进入南京。这一天，溃散的北洋军中某些人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对外国人敲诈勒索，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赛珍珠一家——她的父亲、妹妹、妹夫、丈夫和两个孩子以及她本人，离开了自己的小楼，带着随身行李，站在阴暗的天空下，求告无门。也许在赛珍珠看来，这些恶行都出自共产党人之手。她的妹妹在这次变故之前从湖南逃到了南京，而湖南正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发生地。赛珍珠就这样把北伐与湖南农民运动混淆了。另外，关于这件事，当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东北军阀张作霖都派遣调查组，并谎称事件是苏联驻华使馆和中国共产党所为。列强及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抓住这次事件大做文章。美国驻汉口领事洛克哈特（F.P.Lockhart）认为，南京事件反映了共产党“煽动”下国民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1]外国传教士积极配合列强政府，坚称南京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排外反教事件。如果说，过去赛珍珠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不曾表示过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话，那么现在当她经历了死亡的威胁，又在听了那么多关于共产党的流言蜚语后，她必然地在情感上与共产党产生了隔阂。

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内外政策的调整也使得赛珍珠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显然，她对南京政府对内反共以及对外从“联俄”转向结好英美的政治立场是了解的。她后来回忆说，当蒋介石政权稳固之后，“我们又都充满了希望。共产党被严厉地驱逐出国民党，甚至在中国被取缔。……这至少使那些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最好的领袖的白人们极感满意，蒋介石当然不会向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2]。

上述的这段话，再一次暴露了赛珍珠处境的尴尬：一方面，作为一个白人，她必然希望有一个对白人友善的中国统治者，必然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而另一方面，蒋介石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与帝国主义必然互相勾结，来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赛珍珠的良心又不容许她回避这一切。“我这个人真该死，总爱从两个方面看问题。”^[3]这句话十分准确地揭示出赛珍珠那特殊身份所形成的复杂心境。

1927年的这一桩与共产党毫不相干的事却决定了赛珍珠的政治态度，从她后来写的《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l Worlds：A Personal Record，中译本名为《我的中国世界》）以及其他的一些小说中，可以看出，当时她相信了蒋介石的宣传，认为那些劫掠无辜白人的北洋军皆是共产党的部队。从这时起，“共产党”一词，就不断出现在赛珍珠的著作中，成为她思考中国问题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