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对立统一的国共之争
抗战爆发之后，赛珍珠发表了长篇小说《爱国者》（The Patriot，1939）。小说情节的时间跨度是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恰好是国共两党在面临抗战之际彼此争斗最为激烈的时期，赛珍珠显然是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以国家命运为价值基础，来衡量不同政党与民族大业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爱国青年，吴以璜是银行家的儿子，在刘恩来的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二人在1927年蒋介石的政变事件中被捕。此后，以璜在父亲帮助下逃往日本，若干年后回国参加抗战，并进入蒋介石政府，从而与过去的同伴、现已成为共产党敌后战场领导人的刘恩来站在了不同的战线上。然而，小说却并没有刻意强调两个人的政党身份，反而以更多的笔墨突出了两个人对于国家命运的一致性行为。
小说创作之时，已是抗战全面进行两年之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赛珍珠对国民党政府仍然保持一种否定性叙事立场。这主要源于她对当时政府行为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源于文学叙事的基本出发点——否定。在这样的叙事立场之下，作为国民党一方的整体形象是负面的。
尤其是对蒋介石形象的塑造，更体现着赛珍珠对专制权力非人道特性的彻底揭露。如对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事件的描写，当学生们期待着这位“伟大的人物”引导他们走向革命之时，其实“元首”却在背后与银行家们会面，并决定立刻把这些迎接自己革命的青年统统送上断头台。所以，小说借吴以璜之口感慨道：“我们大家都被他出卖了——我们，信仰他的人！”[8]
当然，作者并没有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个私欲的代表，而只是否定了他在实现国家秩序中所行使的手段。所以，小说中写道：“西安回来以后，他就抱定了决心，不到成功，他是决不肯甘休的。瞧他怎样把共产党驱逐出去哪！他们躲藏到遥远的西北去了。他一年一年地把他们赶出去，决心要把中国统一在一种政权之下。”[9]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赛珍珠的立场，即中国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目标，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而言都是如此，只不过她要否定的是国民党在这一过程中的非正义行为。(https://www.daowen.com)
显然，赛珍珠对共产党敌后战线的情况并不熟悉，所以，小说中对这一部分内容多是出于她的想象，然而正是这种“距离”所造成的想象，也更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于中国未来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更集中地反映在共产党人的身上。这也就是小说塑造刘恩来这个形象的根本意义所在。
第一，恩来富有正义感和牺牲精神。他出身贫寒，然而却并不因此就充满偏执的仇恨，而是试图改造整个中国社会，实现革命先驱的未竟大业。第二，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赛珍珠本人对社会变革的某种态度，即反对通过暴力颠覆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制度，因此，恩来声称：“穷人不会比有钱人好的。……穷人们得到他们从未得到过的东西的时候，……那要比野兽更坏咧。”[10]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落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着赛珍珠对共产党人的全部正面想象。恩来身为红军高级将领，但与士兵同乐，主张平等、自由。虽然，这里面包含着赛珍珠本人的生命立场，但同时也是对该时期共产党人理想的一种赞美。在这一层面上，小说颠覆了以往在国民政府的叙事中共产党人的“怪物”形象，而使其成为真正的“爱国者”。
此外，小说还借助牡丹这一形象，表明了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底层革命的正义性。牡丹本是吴家买来的丫鬟，但她却成为促使以璜走向革命的一个条件，每当以璜的革命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都是由于看到牡丹受到吴家虐待的伤痕而重新激发起斗志。当然，牡丹这一形象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表明共产党人的出现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国民党政府无论其国家目标如何，但现实的境况是对普通大众的压迫，这就必然会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而当这种不满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有先觉者起来，引导大众走向革命推翻政府，重建国家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说，赛珍珠对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革命对国家未来的目标设想并未加以否定，她要否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非人道行为。
以往对《爱国者》的评论，都不同程度地指责作家歪曲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11]，但实际上，赛珍珠是站在她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来评价两党斗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并且，如果我们认真体味作家的叙事立场的话，会更清晰地感受到她对国共两党在国家未来的目标上达成统一的忧思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