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赛珍珠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争，是抱着人道主义态度的。当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时候，她出于一颗博爱与人道之心，愤怒地发出谴责。她说：
那几年，蒋介石一直在指挥军队围剿中共，把共军一直赶到了大西北。这种围剿遍及全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教室中总是出现空位。……那些不幸的同学已被当作共产党逮捕了。有时我试图营救他们，使他们即使不能被释放，也免于一死。……但我心里明白，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真是共产党，……成千上万并非共产党的男男女女就这样被当作共产党杀害了。……但从那时起，我弄懂了这么一个道理，即对于那些权欲熏心毕生以追逐权力为乐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要把反对自己的人统统置于死地，甚至对那些仅仅于己稍有不利的人也必然残酷无情，痛加杀戮。我也懂得了，如果手段不正当，就谈不上目的的崇高。[4]
对于共产党以及受共产党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们，尽管赛珍珠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她却明确地给予他们帮助。
相反，对于那些国民党达官显贵的子女们，她表现出了明显的憎恶。在其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国民党政府高官的儿子，每天乘坐着美国小汽车来上学，司机也是一个外国人。这个高个子青年身穿中尉制服，足蹬马靴，但从不按时交作业，也不参加期终考试。学期结束，赛珍珠给他打了个“不及格”，他为此恼羞成怒。
“你知不知道我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中尉？”他质问我。
“可是对我来说，你只是本校的一名学生，而且碰巧在我的班上课。”我回敬他。
“我爸爸是……”(https://www.daowen.com)
“我不管你爸爸是谁。”[5]
对于青年人，赛珍珠的立场是一视同仁。她的衡量标准并不是政治党派，而是人道主义的标准。直至离开中国，这一标准始终没有改变。
1934年，赛珍珠回到美国定居。这时她与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沃尔什关系已经非常密切。沃尔什当年从第一期开始接管旅游杂志《亚洲》，他改变办刊方针，约请专家评述亚洲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也包括彼时的政坛，尤其是提出“以对待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6]。赛珍珠毛遂自荐，担任了首席文学顾问。自此，《亚洲》集中了一批知名的供稿人，包括以报道中国著称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等。赛珍珠本人也在《亚洲》上发表小说、随笔、书评，抒发对中国国民革命的看法和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在其随笔《现代中国的创新精神》（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a）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中，都痛斥了贪污腐败、混乱堕落的中国政府。赛珍珠对蒋介石的批评、对苦难民众的书写以及平民主义的视角，为她赢得了左翼作家的称号，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少数能进入苏联的美国作家之一。
赛珍珠虽然关心政治问题，但她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属于左翼文学的范畴，也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倾向共产主义。对于共产主义，她持观望态度。弗吉尼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安排赛珍珠做报告，她在第一场报告《冲突与合作》中敏锐地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取代民族主义，成为全世界冲突的主导因素，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将展开一场最无情、最可怕的现代宗教战争。她以自己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于1935年2月发表了政论文章《中国的统治者》（Rulers of China），重申了她一贯的主张：中国革命如果不团结和调动老百姓则很难成功。赛珍珠虽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她却指出了共产党更有可能赢得农民的支持。从1935年4月起，赛珍珠开始担任《亚洲》杂志的“亚洲书架”栏目的编辑，在6月份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回忆录《我改变了几个世界》进行评论时，赛珍珠同意她对共产主义吸引各国青年的原因的分析。1935年10月，赛珍珠在纽约妇女文学社“钢笔和画笔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上，做了题为《无产阶级小说》的演讲。几个星期之后，赛珍珠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颁发的豪威尔斯奖章。小说家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1852—1940）赞许赛珍珠增进了美国知识界对中国普通人的了解，并说“《大地》（The Good Earth）是最佳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小说”[7]，尽管他本人讨厌“无产阶级”这个被某些美国人用来歪曲艺术的词语。如果我们考虑到罗伯特·格兰特对“无产阶级”一词被滥用的指责是把矛头对准了当时正积极推动“文学为革命服务”的左翼运动的话，他将《大地》视为无产阶级小说恰恰说明其与真正的左翼文学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豪威尔斯奖章颁发的前几个月，由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1901—1982）和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1897—1965）合编的文集《美国无产阶级文学》（American Proletarian Literature）面世，这是一部集“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大成的文集，长达四百页，涉及众多文学体裁，收录了数十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史沫特莱写的一篇偏向共产党的新闻报道。但赛珍珠的作品却不在其列。尽管原因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的作品并不带有左翼文学所需要的政治色彩，一定是十分重要的缘由。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后，赛珍珠在《亚洲》接连发表了关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文章。1938年1月，她在一家电台评述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并将讲话稿在《亚洲》杂志的“亚洲书架”栏目中刊登。在文章中，赛珍珠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货真价实的农民运动，唤醒了老百姓，为平民百姓谋利益。也是在这一年，赛珍珠在哥本哈根答记者问时，斩钉截铁地做出了预判：蒋介石将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他的机会。
赛珍珠一直是一名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她对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由于国民党中有很多留美归国的留学生，文化渊源上的联系使她很自然地倾向于他们；然而，这些人的夸夸其谈乃至后来的贪污腐化、与人民对立，又使赛珍珠反感。同时，共产党通过切实的工作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这一点也令她感动。然而，赛珍珠同情农民的疾苦，但她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视角出发，反观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失丧的人与土地亲密依存的关系以及与此相连的伦理、道德法则，担心在中国农村尚得以保存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消除。共产党则是从经济与农民生存需要的角度透视土地问题，以此为基础进行农村革命。所以，赛珍珠虽赞成共产党采取的群众革命的路线，但又不认同共产党坚决摧毁旧有土地制度和宗法制社会结构的激进做法。正是在“大地”（Earth）这一中国的根本问题上，赛珍珠与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