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经济关系场域下的传媒角色困境
1.经济利益的驱使给传媒带来的问题
市场力量的引入给中国传媒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政府不再是传媒的财政后盾，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大大减少，传媒需要走向市场，从市场上获得经济补偿。因此，受众需求和广告商的需求，对于传媒来说显得非常重要。从表面上看，报纸越来越好看，电视节目也显得越来越亲切，大众传媒再没有往日高高在上的神圣模样，而是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贴近大众。在信息商品化、文化产业化和传媒市场化的条件下，传媒追求经济效益，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市场经济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活力，为新闻传播充分展示自己的话语能力营构了一个具有极大发展空间的环境，也为新闻传播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也同样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和新闻传播在各自不同的发展轨道上出现了某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从而造成了新闻传播在繁荣、发展背后的失衡状态。当传媒面对市场的利益诱惑时，同样会有迷失方向的时候。传媒业过度的市场竞争会导致市场的无序，给传媒带来种种问题，使市场化运作中的传媒角色发生偏离。
这种角色的偏离首先表现在低俗报道上，尤其是电视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人有人品，报有报格。有的媒体就算不以高格调高品位为自身风格，其新闻报道也应该蕴含健康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而当前有一些媒体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不惜降低品位，迎合部分人群的低级趣味，炒作一些低级庸俗的新闻。这种低俗化倾向首先表现在价值观的迷失上。近两年流行起来的一些相亲节目的拜金主义倾向及情感访谈节目的窥私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在某卫视的一档相亲节目上，一位个性张扬的女嘉宾曾有过“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在一档情感“真人秀”的节目中，节目组为了解开男主角怀疑其女友不是处女的心结，而费尽心思地证实到其女友其实就是处女的事实。电视节目合理的娱乐化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漠视主流、正确的价值观，不择手段地炒作娱乐化节目，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非主流价值观甚至异化的价值观横行，从而误导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更易误入歧途，也很难避免新一代年轻人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迷失。其次是节目中的猎奇心理：一些“真人秀’节目多以隐私、残酷竞争、博彩等为看点，刻意暴露人性弱点和阴暗面。比如有的节目为了证明“猫能从四层楼摔下而安然无恙”，就真的把一只白猫从四楼左右高的地方丢了下来，让爱小动物的人看得心惊肉跳。再次是一些娱乐节目中存在人文关怀缺失的现象。娱乐节目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漠视人的尊严上。在一些选秀节目的舞台上，评委是可以自由发表对选手的意见和建议的，但是这与一般的点评场合不同，这是完全面向大众的、影响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公共空间，因此评委如果不注重自己的话语，太过于一吐为快而无视选手感受、说话尖刻甚至评论刻薄，甚至把选手弄哭、让电视前的观众都“冒冷汗”，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还有2010年9月在网络上意外蹿红的被冠名为“失控姐”的4岁半小女孩莎莎，因为在电视节目中受到惊吓而情绪失控的情节博取了不少人的眼球，以至于后来有电视台请她去做节目时，故意设置环节惊吓她。电视台为了博取更多注意力，居然连孩子幼小的心灵都可以伤害，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最后，一些娱乐节目存在“伪知识”传播的现象。在某益智类节目中，主持人根据电影《非诚勿扰》的片段，向选手提问：“《非诚勿扰》中秦奋（由葛优扮演）对‘三无’海归进行了精彩诠释，下列哪项不属于‘三无范围’？A.无公司，B.无股票，C.无房产”。这样的问题不但没有知识含量，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可见，“伪知识”穿着知识的外衣，却将知识娱乐化、褊狭化，很可能会使人们的学习观发生错误的偏向。除了电视娱乐节目之外，就连维护公众利益、深受公众欢迎的民生新闻里，都存在一些暴力凶杀、侵害公民隐私的两性关系及许多怪异的故事，以至3xin新闻（腥、性、星）盛行。
其次是“有偿新闻”。有偿新闻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受被采访方包括吃喝、住宿和交通费等方面的招待，接受红包、礼品等一些物质馈赠或是各类非物质形式的好处。这些被很多记者视为常态的情况，实际上已属违规行为。第二，一些企业通过中介机构直接把写好的新闻稿发给记者，记者在收取企业给予的好处费后，将稿件发表。第三，表现在传媒的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的混岗，记者或编辑，甚至是传媒的领导人，利用发稿权与广告商进行交易，把广告变成新闻推出。第四，某些记者借舆论监督之名，以内参、曝光等相要挟，迫使被监督者提供钱财和好处，谋取私利。如2006年5月上旬，中国食品质量报社的4名记者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这种“权力”寻租的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严重破坏了新闻传播行业的声誉。(https://www.daowen.com)
最后是虚假新闻。新闻记者都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在传媒产业化的趋势之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新闻传媒内部出现了浮躁之风。新闻工作者出于对生存焦虑和对更多经济利益的追求，为了更高的发行数量、收视率和绩效成绩，有时候会以牺牲职业道德为代价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假新闻由此产生。尤其是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食品安全报道，一旦出现假新闻，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啤酒甲醛风波差点让国产啤酒毁于一旦，金华火腿事件让金华火腿一时退出市场，海南西瓜注水事件，海南香蕉致癌风波让海南省的西瓜、香蕉烂在田里树上，最后又出现北京纸包子事件。[17]这样的假新闻将会引发社会对中国食品的恐慌。传媒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2.传媒的公共性在“商业化”浪潮中逐渐消解
九十年代以来，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传媒界热衷于探讨产业化与集团化，过多地关注富裕与精英阶层，忽视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者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他者化。传媒重视公众的眼球，是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提高收视率、发行量，这样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商，提高广告额。也就是说，在受众市场，受众被视为纯粹的消费者，传媒业把受众当做商品打包卖给广告商。传媒商业化运作的结果，就是努力把大众制造成商品。“如果消费者不能觉察报道在向广告商一方倾斜，那么大门就会打开，前述经过策划的新闻内容就会占主流。实际上，对于广告商来说，最理想的编辑思路可能介于二者之间，即新闻对消费者来说是客观的，但是允许一些来自广告商的影响隐藏其中。”[18]在广告市场，“如果广告商和媒介企业都遵循市场逻辑，那么对于媒介企业来说，广告商比一般消费者更为重要。”[19]某卫视每年都要不惜重金、高调地办一场媒体推广暨广告招商会，目的就是为了以自身品牌节目的高收视率和在传媒界的优势，来吸引更多实力更强大的广告商。不少电视节目和报纸进行报道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收视率、发行量和销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广告收益。为了争夺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传媒可能放弃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而彻底投入到经济利益的海洋中。有学者认为传媒在商业化浪潮中容易藐视公众，也就是藐视公众的权益，无视公众的利益。[20]传媒业中流行一种“白骨精”群体，即白领阶层、各企事业骨干、社会精英，他们是社会上“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的三高群体，他们是广告商眼里的黄金群体。在传媒业眼里，这样的三高人群可以吸引更多广告，提升广告收入，属于“有效人群”；而那些“低学历、低收入、低消费”的群体，如老年人、农民、民工、低薪的工薪阶层，那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也许更需要传媒为之提供信息和给予关怀，但因为消费不起广告商提供的消费品，不能给传媒业带来丰厚的收入，成为“无效人群”而被传媒排除在外。为消费能力强的人群提供的传媒产品琳琅满目，数不胜数，而为弱势群体量身定做的传媒产品却相对少见。
商业化浪潮中，传媒往往会忽略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传媒的公共性，指传媒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本质特征，即传媒作为公众获得相关资讯、了解公共政策、讨论公共事务等公共性平台的属性。[21]公共性也是传媒的功能之一，因此，漠视公共性的传媒，其角色必将发生偏离，其社会责任感和传媒从业者的新闻专业理念都将可能慢慢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