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的关系场域

新闻传播活动包括生产、流通和消费这样一些完整的市场环节，新闻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产品，同样凝结了人类劳动，所以新闻也同样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变化必将引发新闻形态的变化。”^[13]尽管每一代人所经历的不同社会中，传媒所传播的内容的差异性很大，传媒的传播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但是新闻产品所具有的商品性以及新闻传媒与市场的内在联系是不会变化的。当承载着权利和义务的新闻传媒进入市场领域后，它就与市场建立起了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传媒进入市场后也要遵循基本的经济市场规律，如价值规律、价格规律等，要考虑成本、价格、市场利润之类的因素；另一方面，新闻传媒这一行业又有着超越市场规律的东西，历史上的一些出版商和报人因为政见、道德或信仰而出版和发表一些言论，这些产物可能带来不了任何市场回报。比如欧美曾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政党报纸，这些政党报纸秉承宣传至上、言论至上的原则，代表各自的党派利益，在经济上却不做任何考量，其经济来源完全依赖所属党派或集团提供的政治资助和津贴。显然，这样的报纸是游离于市场之外的。这样看来，新闻业似乎与市场存在一定的矛盾。从历史上看，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正能化解这一矛盾的机制和力量是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便士报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便士报的产生是以完全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依靠政党提供的经费来维持运作，而是以优质的新闻换取广告来维持，这样报业就真正融入到了市场之中。此外，报纸开始反映更为多元化和独立的政治观点，致力于保障更为普遍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詹姆斯·卡瑞认为：“报刊市场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在法律上摆脱了束缚，而是因为市场化自然进行的结果。”^[14]对于19世纪初以来存在于英国社会的激进报纸后来的相继衰败，卡瑞更倾向于是因为商业化的通俗报纸的兴起吞食掉了激进报纸的发行份额，而不相信是因为19世纪后半叶随着阶级矛盾的缓和，一般劳动阶级逐渐失去了对激进社会变革的热情，从而消减了激进报纸的潜在市场。无论如何，卡瑞也承认，尽管原因复杂，但激进报纸消亡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报纸没有适应市场要求。

民主社会中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是一个高度逻辑内化的统一体，政治自由为一个民主社会的正常运作提供了制度保证，经济自由则释放了人类正常的利己动机，激发出人类创造财富的无穷欲望，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经济自由，其根本落脚点都在于保障和促进个人自由。^[15]民主社会的核心是个人自由，当新闻业开始抛弃政党派别、阶级种族和信仰之类的偏见，而致力于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服务以及公平的言论表达机会的时候，新闻业便能获得市场的合法性和牟取利润的机会，正是在这一点上，承载权利和义务的新闻业与市场能够取得内在的逻辑统一。(https://www.daowen.com)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传媒企业多半属于国有或公有。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中国有限度地松开了传媒与市场之间的政治隔离圈，传媒开始游入市场经济大海，去捕捞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传媒与市场的关系，开始逐渐地紧密起来。分析中国传媒与市场的关系模式，离不开对传媒与政府依存关系变化的体察。有学者指出，“20年来，媒体的经营发展主要受制于两种力量：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媒体的生存状态取决于这两股力量的博弈过程。”^[16]传媒、政府、市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政府的控制力度非常强大，市场和传媒能享有的自由度就非常有限；反之，市场和传媒就会具备较多的自由和较大的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模式中，政府对传媒的绝对控制程度有所缓和，控制范围也有所缩减。而传媒与市场的关系模式，则由原来的绝对疏离，转变为渐渐的联系密切。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传媒与市场的关联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中国传媒业的改革既是政府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注定传媒改革会徘徊于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之间。

中国的大众传播业也在走上受市场驱动的道路。“市场话语体系”正逐渐纳入业界和理论界的头脑中，和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起，共同解释当前的各种传媒运作情况。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广告商的力量日益强大，各种新闻来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开始有意识地对新闻传媒施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受众或者说社会公众，就变成了最弱势的一方，公共利益极易被忽视。进入市场的传媒是有对利润的欲望的，如何吸引更多广告，如何吸引更多眼球和提高收视率，传媒总在想方设法。同时，传媒集团上市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在市场洪水的冲击下，其大众传媒更要扮演好自身的角色，警惕自身的失职失责和可能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