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机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以专业权威为主导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信息和知识能力是其权威的主要来源，知识分子和汇聚多领域的学术专家是该组织的核心力量。这一思想库和智囊团的性质，几乎在该组织的前身身上就确定了基调。
追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应锁定两个机构：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由诺内尔和平奖获得者、法国政治家莱昂·布尔热瓦发起成立的“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另一个是由日内瓦大学让-雅克·卢梭学院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局”。前者以在巴黎的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为执行机构，处理各国间文学作品翻译传播、艺术创作与展出的联系对接，也受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纠纷等事务。创建国际联盟的先驱、同时担任国联大会主席的莱昂·布尔热瓦，将促进国际合作的思维延伸到人文艺术领域，致力于推动“思想联盟”和智力合作，以实现国家之间的融合与谅解。这种创建一个国际范围内“思想联盟”的想法，在1930年以后的法国国内仍有赞同和身体力行者，如法国诗人Paul Valéry等人。教科文组织的第二个前身“国际教育局”，则聚焦于教育理论的研究，以及国际教育信息的收集交流，知识界对于智力资源的呵护并未受到战争动乱的影响，活跃地预测欧洲教育前景，并倡议为战后恢复教育事业储备资源及人才。法国在教科文组织前身机构的设立上充分发挥其在思想文化领域长久以来的优势，运用超前大胆的创意主导机构发展，深刻影响着机构宗旨、发展愿景的设立，以及组织架构的部署。法国在组织前身的运作中维持着重要的话语权，这为教科文组织确定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及主要工作语言）奠定了基础。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兰西的创举[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以成立的契机，在于法、英两国的一个共识——这两个饱受战争苦难的国家在“二战”结束以后提议建立一个以和平文化交流为宗旨的机构。该建议被提交联合国会议讨论并获通过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以诞生。
1945年在筹备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会议上，法、英两国政府共同担任邀请国。在首任大会主席——法国人莱昂·布吕姆的眼中（这也代表着法国知识界的心声），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要消除战争的根源就必须在人类思想中传播和平，所以教科文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和平思想”，不局限于成为像联合国内部各个专门署那样的技术性机构，而是有更宏大格局的组织。布吕姆在盟国教育部长会议上提出的动议是这样描述的，“在教育领域，文化、科学和艺术领域，实现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国际合作是直接宗旨，但在这一宗旨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甚至更加动人的目标，实现世界广大人民的共同谅解。在科学、艺术和人类精神的语言中，始终存在着交流的通用语言。人类科学为这些通用语言提供工具。最近几年中，人们利用这些工具可以跨越国界互相交谈，各国人民利用这些工具可以发表演说和给予答复。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该组织，这些通用语言可用于实现人类对于和平的共同希望”[8]。曾在1936—1937年间担任法国人民阵线联盟首脑的莱昂·布吕姆在“二战”后属于法国元老级的政治家，同时，其知名文学、戏剧评论家的身份也令他满腹知识分子的思辨精神与使命感，他将教科文组织视为传播法兰西文化理念的重要阵地，期待自己的祖国能在该组织践行“创立人类道德良知”的理念时发挥主导作用。(https://www.daowen.com)
1945年11月1日至16日的工作筹备会议上，组织理念在法国代表的坚持与游说下得到与会者普遍的赞同和拥护，旨在建立“人类智力与道义团结”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了，总部设在法国巴黎丰特努瓦广场（Place de Fontenoy）[9]，第一届大会于1946年11月20日到12月10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法语成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及最主要的工作语言。应该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这件事上，法国理想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占据上风，挑战了大国权力主导国际组织的传统思维，让“二战”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无法通过自身财力和权力主导该组织成为自己的文化代理机构”[10]。美国甚至由于给该组织贴上“低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特质的标签，质疑其现实效能，而把自己放到了某种微妙的孤立地位上。
（三）法国捍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宗旨与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非一个狭隘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其核心使命是致力于在尊重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为不同文明、文化以及民族之间开展对话创造条件。通过对话，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愿景，包括尊重人权，相互尊重和减少贫困；通过交流，在教育、科学、文化以及传播和信息领域发挥作用，推动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在这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组织中，法国无论是在理论的创建与完善，还是政策制定与落实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甚至是主导性）作用，捍卫并深化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式基因。
教科文组织早期的工作基调是“保持一种精神或道德的立场”，成文的《组织法》为文化、教育、科学领域规划了较宽松的合作环境和自主性空间，这种特性被美国质疑为“遗传性缺陷”。即使“二战”后美国民众对于维护国际和平是积极响应的态度，但美国始终认为教科文这个国际组织的运作应由强大的政治力量加以引导。法国与美国的立场大相径庭。笔者在上文已提及，在教科文组织早期发展阶段，法国为扩大组织的国际代表性，维持组织的理想主义宗旨做出了重要努力，由始至终“不放弃追求特有的文化威信”。在1947年的组织大会上，法国代表团团长雅克·马利坦[11]提出，“教科文组织必须在以下两项中做出选择：一是干脆放弃追求共同的理想和原则，仅仅开展汇编文献、调查、数据收集等技术类工作；二是修订现有教条式原则，人为地统一思想。如果在共同的思辨理念基础上，不同的思想之间还是无法自发地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考虑在共同的实践理念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即教科文组织的定位基础不是形而上的世界人类知识观，而是有整套指导实践活动的原则和理念”[12]。这位哲学家的话语中不仅重申了支撑该组织的道德普适性理念不应动摇，更预示着发展与改革应成为国际协同合作的驱动力。
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纳大批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成员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代表性明显增加，显示出组织在推动东西方文化价值多方尊重的层面上兑现其承诺，为拓展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文化教育援助等工作范围奠定了基础。1961年当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法国政治家勒内·马厄在其任期内，致力于提升机构的专业权威性和独立性，巩固组织在“低政治”领域的权责。这份坚持让他在1968年的连任选举中，“在欠发达国家中赢得了热烈的支持”[13]。尽管在1961年马厄初次当选总干事时，美国表示强烈反对，但在试图影响机构任命这件事上却不具备左右民意的能力，这反映出美国的大国权力和影响力在教科文组织的下降。
进入21世纪，在讨论巴勒斯坦进入教科文组织的问题上，法国秉持理性和道德团结的信念，一如既往地践行该组织平等交往、自由对话与协调差异的宗旨。2011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在巴黎总部投票表决，以107票赞成、14票反对、5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提案，接纳巴勒斯坦为该组织正式会员国，[14]使其成为组织的第195个成员国——迄今为止最新一个加入国。巴勒斯坦有着60多年痛苦的独立建国经历，面对这个国家希望走进国际组织的诉求，赞成者包括法国、中国与几乎所有的阿拉伯、非洲、拉美与亚洲国家；而美国、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德国投的是反对票，日本与英国、意大利、韩国等选择弃权。和美国、以色列以拒缴会费[15]影响组织正常运转的反对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国在秉持和平主张的同时，贯彻协商精神，也善于灵活变通，希望促成巴国的心愿。时任总统萨科齐曾就巴勒斯坦向联合国递交“入联”申请，敦促各方达成折中方案，即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国家的资格，而并非完全的国家资格。于此同时敦促巴以双方在一年内达成“最终协议”，通过构建互信基础，避免中东陷入“暴力循环”的风险。[16]应该说，法国对于巴勒斯坦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是理解、尊重，并以支持的方式推动教科文组织和巴勒斯坦见证了“历史性时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接纳可能会给其他组织升级巴勒斯坦地位起到示范作用”[17]。巴勒斯坦敲开了教科文组织的大门之后，将会加快其争取国际承认的步伐，进一步拓宽国际支持的基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