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现代奥林匹克复兴的法国社会人文环境
（一）奥林匹克复兴在法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在西欧各国相继完成，例如法国，在第二帝国[37]时代经济大踏步前进，伴随着兴建铁路、自由贸易、对外开放以及减少税收等政策，以及取得一系列重大科学成就，到帝国晚期，重工业、机械制造业的顺利发展和工业装备农业的状况表明，法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真正晋升为工业强国。这场一开始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革命，启动之后所造成的影响却使各个国家在各个领域内发生剧烈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战胜封建经济，一个全新的现代产业制度得以建立。随着生产力得到空前提升，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不仅个人实现财富增长，政府也获得丰厚的财政收入，国家实力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达到新高度。由于对资金的需求和资金运用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以现代银行体系为标志及成果的金融革命。在社会层面上，工业化导致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急剧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得以重塑。平民教育迅速发展，欧洲人开始确立国家教育体系，渐渐拉开全民义务教育历史的序幕。而到19世纪末，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经济发展得更为迅猛，已然变成一股世界力量，“开始对世界非西方地区进行大渗透、大入侵和大征服”[38]。
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由于工种专业化的细分、紧张的工作节奏、多重的社会角色和激烈的社会竞争，身体各部分发展失调，精神压力增大，导致心理失衡，间接损害体质。在生理及心理上均要接受区别以往的改变和挑战时，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更加完善的生活方式，比如，人们把注意力转向改善身体本身，并考虑到要使体能、心智和意志品质得到平衡发展，于是体育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需要而得到发展。
当教育普及化趋势蔓延开来，人民有机会对比新旧时代的教育本质：封建教育要求人发展灵魂，蔑视肉体；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产阶级教育则要求受教育者成为知识丰富、智力发达、体格健壮的身心协调发展的人。其实，自文艺复兴时代起，欧洲的教育家们已经有意识地将体育设定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提倡恢复古希腊的体育制度，另一方面研究运动方法、制定锻炼措施，努力让学生能够全面发展，体育成为教育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让·皮埃尔·里乌主编的《法国文化史》中清晰地记载着一位名叫阿莫罗的法国军人在19世纪20年代创始“法兰西式”体操，还曾说服拿破仑三世于1852年在茹安维尔（Joinville）创立军事师范体操学校，训练项目包括：爬、跳、器械体操、拳击、剑术等。[39]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普遍意识到，体育锻炼对于孩子和成年人是大有裨益的。进入第三共和国后，体育活动发展成为法国民众的活动。由市民发起创立的法兰西体育活动协会联合会于1873年成立，这个组织的数目从最初的40个在十几年间扩充到800个。[40]与此同时，富裕阶层也在模仿英国开展橄榄球等“高贵的”运动项目。
进入19世纪，由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民族主义[41]显然成为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精神力量。国家成为具有感情色彩的“祖国”。[42]民族主义把“民族”和“国家”同一化，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凝聚力，为个人提供归属感。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可以说是将体育、军事教育和国家安全串联起来的契机，体育变成一种为了国防和复仇而锻炼身体的宏大志愿。在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初，甘必大[43]就曾设想过：“必须在小学教师身旁安置体育教师和军人，以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士兵和我们的同胞有能力手执利剑、玩枪使刀、长途跋涉、露天宿营，为了祖国勇敢地经受各种考验”[44]，可见体育运动承载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当时的政府考虑到年轻人缺乏运动能力，体质也有待增强，便大力发展各项运动，比如体操和击剑等项目就在19世纪后半期得到快速发展，另外规范活动的制度也慢慢完善。
不过，以严格的军事训练贯彻体育目标的做法也会被人嘲笑是一种苦役[45]。此外，专注于本国本民族，民众可能会对外来文化产生逆反心理，必然妨碍国际间的正常交往，甚至加剧国际争端，加重战争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更希望寻求一种增进相互了解、消除隔阂的方式来维系世界和平、辅佐道德。这从法国在19世纪出现两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可以得到印证。圣西门和傅立叶期望建立平等、民主的理想制度，满足社会不同阶级，特别是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难能可贵的思想火花中，关于教育的想法是将智力与体能活动相结合，这与古代奥运会的传统思想存在着契合点。
（二）奥林匹克复兴在法国的历史基础(https://www.daowen.com)
现代奥林匹克的诞生是基于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从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正视人的生存，肯定人的价值与个性，经过16世纪宗教改革破除禁锢人思想的封建枷锁，再到18世纪接受启蒙，创新思维，时代发展的趋势让新兴的资产阶级拥有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革命的动力，在实践过程中留下影响深远的产物。
法国在欧洲文明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14—18世纪的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虽然只有启蒙运动起源于法国，但这个思维活跃的民族在每一次涉及人类文明的进阶与提高的浪潮中不仅积极推波助澜，还根据自身国情的特点开创艺术形式和思想流派，自成一格。
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虽然在酝酿复兴思想方面表现“滞后”，但燎原之势一旦形成，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潮就变得特别瞩目。例如，法国作家拉伯雷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揭露了16世纪法国封建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所呈现的弊端。在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中，教育占有重要地位，要将灌输式教育和启发式教育结合起来，并以后者为主。在其长篇小说《巨人传》中，他启发人们摆脱中世纪经院教育的束缚，运用包括体育在内的全面教育手段塑造新时代“全知全能的巨人”。
法国的文艺复兴还有一个特点：伴随着人文主义思潮而产生了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推动人们精神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始于加尔文的宣传，加尔文则是紧跟着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德意志发动宗教改革的步伐，在16世纪30年代组织新教，“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46]加尔文教经由里昂传播开来，由于它既吸收了路德的基本教义，又摒弃和改造了路德与封建主妥协的部分，更好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致富，在政治上参与执政的愿望，所以深受法国广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拥护。
17世纪，王权时代的法国形成了以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文学艺术风格，风靡全欧。18世纪的欧洲在法国知识分子掀起的一场启迪人的理智思维的潮流的引领下，已经堪称法国之欧洲。在启蒙运动的中心舞台上，法国的文化巨匠们对蒙昧状态进行揭露与解蔽，对宗教神学进行批判，对封建制度进行鞭挞。在他们的努力下，理性、唯物和自然科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些启蒙先驱中，卢梭的思想属于激进先锋型，他在教育方面的观点得益于蒙田，又富有独创性，这就是著名的“自然教育论”。他在《爱弥儿》中描述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将儿童培养成为自食其力、身体健壮、品行刚毅、心地善良，又能独立思考的人。关于如何做到“身心两健”，他认为“如果你想培养你学生的智慧，就应当先培养他智慧所支配的体力，不断地锻炼他们的身体，使他们强壮起来”。对于古希腊的教育制度和古代奥运会的教育价值，卢梭给予充分肯定，书中的爱弥儿就曾被要求“通过跑步等活动获得一定的有关古代奥运会的知识”[47]。
连续几个世纪的思潮运动让人文主义精神延续并发展，也坚定了人民寻找美好事物和生活的愿望。各个时代倡导着自由和平等思想的人文主义者努力为奥林匹克的复苏营造了氛围。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著名的记者吉尔伯特·罗姆在1792年的议会发言中就建议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他甚至提出了使用一种闰日的方式来计算奥林匹克年；但顿在1793年11月26日的议会大会上呼吁应该回忆一下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着手考虑举办全国性运动会；道努在“公众指导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让法兰西像接受自己那样接受这些光耀的仪式，这些仪式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创造了振奋人心的奇迹，给希腊人民带来了欢乐、天才和荣誉。我们要强调的是，现在是恢复这些有益于人类的形式的时候了，我们要汇集所有年龄的人，进行音乐、舞蹈、赛跑、摔跤运动，等等。”可以看出，大革命期间的政治人物倾向于通过运动会和竞技把大众推向中心舞台。1796年法国刚刚实行新闻自由，《观察者报》就对当年3月30日举行的青年运动会这样评论：“他们就像聚集在竞技场等待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年轻的斯巴达人一样，准备向聚集四周的希腊人民展示其民族精神。”1796年9月22日的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庆典上，还举办过壮观的“仿效古希腊运动会”。怀揣对奥林匹克的探索梦想，法国人走进19世纪。1829年，一个考察团首次尝试发掘奥林匹克文物，待到发掘成功后，就将这批文物运往巴黎博物馆展览，历历在目的文物又一次让法国人发起恢复奥林匹克的倡议。1832年波蒂特高级中学的校政委员们建议每四年在洪德举行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原始档案的记载，当时的学校宗教领导人立即同意了这一提议，并在当年就制定了大会章程，不久，第一个“现代体育联合会”诞生了，洪德运动会是第一次现代运动会。这项区域性的运动会持续了百年，可谓之“奥林匹克精神的摇篮”。1875—1881年欧洲考古者连续不断地将处于毁坏之中、不朽的古代奥运会遗址挖掘出来，后来的奥运之父顾拜旦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遗址，可是为什么法兰西不能着手恢复奥林匹克古代光荣的历史呢？”
以上这些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足以显示法国作为现代奥林匹克复兴之地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