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之父”顾拜旦的“法式”人文情结
奥运史专家约翰·卢卡斯指出：“要理解在现代奥运百年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支撑该运动的思想和哲学理念，我们必须试图把握皮耶尔·德·顾拜旦这位有远见的教育家的思想。”[48]正是这个把毕生精力和家产都奉献给了教育改革和奥林匹克事业的法国人，实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在19、20世纪之交时，他打破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给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他将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生活哲学凝练为“奥林匹克精神”，向全世界传递了法国文化思想的精粹与深厚。
顾拜旦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却又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不仅仅是自己的祖国，整个欧洲都弥漫着社会混乱、道德败坏的风气。当时的法国教育重心仍停留在书本知识上，认为体育游戏会扼杀学习，这导致学生们因为学业过重而身心俱疲，逐渐缺乏创造力和竞争热情。于是他立志要让法国人重新穿上运动鞋。通过改革法国教育，灌输自觉健身的意识，以增强国民体质，鼓励青年摒除消沉心理，重塑一个和平、美好的国家。也正是始于19世纪末，体育竞技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国际体育交往呈现迅速扩大之势。简而言之，顾拜旦希望通过建立一种周期性的比赛机制，唤起祖国对于体育运动国际化、多元化趋势的捕捉；用一种富有活力的力量滋养国家，这对于解决国内矛盾和弊端、改造社会、引领潮流也将大有裨益。
顾拜旦策略性地沿用了具有极大号召力的古代奥运会的古典模式，不仅仅沿用了“奥林匹克”的名称，在仪式和程序上保持了传统，更在伦理精神层面继承和发扬了古代运动会提倡的身心和谐、公平竞争，以及和平共融的人文思想。但他至始至终明确指出，奥运会必须走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进行简单、笨拙的模仿，甚至复原。这个理念的前瞻性在于：尽管道德精髓万变不离其宗，但运行机制、实践手段务必与时俱进，目标的设定应根据需求做出调整。这与19世纪经历过大革命锤炼，亟待整合统一且迈向世俗化的法国的治国思路颇为相似，基于民主共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仍然在不断继承历史遗产，但是政治决策“要从历史中解读它所包含的预示”[49]，以容忍的精神，“不具有挑衅性的爱国主义和不追求冒险的殖民扩张”[50]，迈开前进的步伐。(https://www.daowen.com)
顾拜旦以深切的人文情怀，丰富的人文思想以及执着的人文实践，点燃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51]他在少年时期亲眼目睹祖国及周围世界的残酷战争，他痛恨创伤、逃亡和饥苦，这令他的理念中回荡着一个永恒主题——争取和维护和平。他竭力反对始于普法战争以后的军事化和复仇性的体育运动，大力为民主的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协会的存在辩护，为没有沾染上民族主义的国际交流辩护，而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召开时他更说过：“和平只能产生于一个好的世界，一个好的世界只能由好的个人组成，好的个人只能从激烈的比赛中造就。”这完美地诠释了他将组织运动竞赛和促进世界各民族融合的实践目标。在1914年为庆祝奥运会复兴召开的20周年大会上，顾拜旦展示了他亲自设计的奥林匹克五环会旗，再一次强调了一种跨越国家、种族、宗教、文化的博爱胸怀。除了民主与和平，顾拜旦还十分推崇“费厄泼赖”精神[52]——这种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样是奥林匹克主义价值彰显的基础。他说过：“精美完全出自平等，因为比赛仅仅取决于他身体的先天优势和取决于他训练意志所达到的水平”，既强调了竞争过程的公正平等，也客观承认人们在能力上的不平等，无论如何应该以挖掘自身最大潜力为目标。出生于贵族家庭的顾拜旦不仅擅长多项体育运动，同时颇具文人的艺术修为，他在奥运会初创时期还主张过将文化形式的比赛（例如舞蹈和戏剧）纳入竞技运动——一种典型“法国式”的设想。在他的倡导下，1906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奥运会中设置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音乐五项文化艺术比赛，1912年第五届奥运会上首次增设了这些艺术项目，称为“缪斯五项文艺比赛”，顾拜旦本人以匿名方式参选的《体育颂》获得了文学金奖。不可否认，在体育运动中渗透文化内涵，不仅提高了体育竞赛的层次和魅力，更加丰富了体育运动的精神价值，符合顾拜旦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人的身心均衡发展的憧憬。
现代奥运会一经恢复，其规模和影响日益增长，虽然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曾严重干扰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正常召开（纳粹政权的铁蹄踏遍全欧洲而使之停赛），但以顾拜旦为首的先驱们针对体育运动竞赛的人文价值模式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开发，使得这项培养身心、增进友谊、促进和平的社会文化运动顺应时代趋势，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顾拜旦及其之后的历届国际奥委会成员们坚守着奥林匹克人文精神，使这条“生命线”呈现丰满、完整的态势。例如，顾拜旦本人曾以超越自身所属（权贵）阶级的思想意识为奥林匹克运动民主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探求体育为大众服务的模式，克服奥委会原先奉行的精英主义、阶级之上的指导思想，为建立平等社会而树立榜样。顾拜旦的继任者们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化普及，促进文化的世界性交融，搭建和平友谊的桥梁，包容差异与矛盾。在冷战期间世界分裂的大格局中，奥委会中的法国委员博蒙伯爵最早意识到应在奥林匹克大家庭里奉行人道主义，让原殖民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拥有平等的参与权，这位贵族委员还是第一个提议向第三世界提供经济援助的奥林匹克高层人士，[53]身体力行了一个精英分子播撒仁爱之心的担当。第一个向国际奥委会强烈要求男女平等权利的女性爱丽丝·米丽亚特[54]来自法国，她创立“法兰西女子体育联合会”，组织和管理全国女子田径比赛，要求1920年的第七届奥运会中允许女运动员参加田径比赛。第一次实现进入奥林匹克领导层展示卓越才华的女性莫妮卡·贝利乌（Monique Berlioux）同样是法国人，1968年她担任了国际奥委会专职秘书的职务，1971年又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在随后的9年时间里负责处理奥委会日常事务，充分证明了女性群体具有独立人格和更高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