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从经济路径维护大国话语权
1962年，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分析了133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和语言多样性（以最大本族语社区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关系，其结论是：“语言的统一性是经济发展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而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条件。没有（或甚至有）语言同化，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那么语言统一也将接踵而至”[1]。简言之，一个语言极其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而一个发达的国家则总是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
笔者以为，乔纳森·普尔所说的“高度统一的语言”给一国经济带来的利好面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语言起源上的同源性。历史上（尤其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走向鼎盛的16—18世纪）法国经济实力的巩固提升与统一且唯一的国族语言——法语的发展相辅相成可作为例证。二是一种共同语言的广泛传播。随着经济市场化，外向型发展，当国家间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衡量一国经济繁荣的充分程度，则在于经济贸易的范围是否可以实现最大化。这时经济与语言的关系在于：当经济贸易范围扩大覆盖多种语言区域，什么语言成为贸易活动中的主导语言或者中介语言，什么语言成为经济贸易中的主流语言，则取决于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可见经济的发展决定了语言的影响力。经济范围的扩大和经济活动的繁荣扩大了语言的传播范围，推动语言的传播速度，也丰富了语言的内容。反过来，强势的语言也将给国家带来利益。
再回看法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曲线。笔者在第二章中曾引用国际战略专家时殷弘教授论述法国国际地位下降的节点，“早在拿破仑帝国倾覆之时，法国就从它在现代国际体系内一直占据的一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上永久跌落下来”。从经济角度来衡量这段话：盛况空前的拿破仑帝国在1814年毁于一旦，战争蹂躏后的法国虽然获得期盼已久的和平，但帝国倒塌之后只留下完全空虚的国库，加之受到与一众反法同盟国签订的《巴黎条约》[2]的限定，被迫在5年内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严重掣肘国内经济的恢复建设。国内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因为帝国连年征战[3]，被迫奔赴前线而死伤无数，农田物资被毁或劫掠，又连遇恶劣气候影响，国内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遭到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双重打击。虽然目睹了英国工业革命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但是完全仿效这个竞争对手会损害法国人高傲的自尊心，在国内遭到最严厉的批判”[4]，导致法国工业化进程滞后，从此再无可能弥补与英国经济水平的差异。即使法国在19世纪中期仅次于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迈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轨道，但法国在工业和技术发展方面缺乏一流竞争力，而且“这种缺乏一流竞争力的状况长久存在于法国的几乎所有实力领域”[5]。总之，“法国所追求的始终是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势无限扩张的总体性目的，这样的战争目的加上全国总动员提供的巨大军事能量，导致了空前的残酷和毁灭”[6]。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法国迎来了1870年普法战争，进入20世纪又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无不给法国国力/经济造成致命损伤，也使得这个欧洲大陆的传统中心的衰落变成必然——即使这种历史性的巨大衰落并非直线式。
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推行中央集权经济的典型国家，即使实施市场经济管理模式，“市场在严格的规范下运行才是最佳的”[7]，由此导致经济体制出现一定程度的僵化及社会封闭性。近年来国民经济复苏迟缓，失业率高企，以及因满足国内公共财政和优厚福利而导致的沉重赋税，让法国的经济困局和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在世界各国面前，与其大国形象严重不符。随着世界经济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即使是老牌经济工业强国，并仍然主导着欧洲和世界经济走向，法国经济实力的落伍趋势却显而易见。其在世界最大经济体排行榜上掉落到第六[8]，在全球竞争力的排行榜上退到第22名[9]，综合国力屈居二流国家之列，经济增长状况即使在欧洲也只属于中等水平，甚至低于欧盟平均增长速度。反倒是失业率多年保持两位数，处在各西方大国中的最高位置。身处于时代变革之中，为了阻止硬实力的下滑，改革始终是法国历届政府战略思维的中心环节。只是法国历来总希望国家（政府）和市场可以和谐发挥力量，加上领导核心的分化让政府的政治处境艰难，所以在国内至今尚未达成全面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共识。(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同时为配合推行对外经贸多元化的战略，政府对于法语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还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并为其发展规划了一条明确的道路：继续捍卫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语言及世界第三大商务用语的地位，“尤其是占据世界经济贸易量20%份额的法语世界的交流纽带”[10]。
2014年法国总统奥朗德曾委托法国促进经济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雅克·阿塔里进行调研，研究应采取何种方法使法语通行全球，并以此促进法国的经济增长。这种立足于国家战略高度的思索与准备，不仅印证了文化（语言）作为经济资源的作用和价值，更凸显了法国从古至今，尤其是在“二战”后硬实力衰退的形势下所秉承的治国理念：文化救国，语言开道。作为密特朗时代的资深总统顾问，阿塔里的研究报告显示：全世界讲法语人数正在下降，法国到2020年将为此损失12万个工作职位。照此发展，到2050年则有可能损失50万个职位。他认为，这将导致法国公司失去市场份额，造成欧洲大陆法律的使用人数减少，并进一步使法国的大学、法语文化及其产品缺乏吸引力。这意味着，若要逆转这个趋势，国家必须做出“重大努力”，特别是在教育和工业方面要采取正确政策，从制止说法语人数下降入手，通过语言的桥梁作用来推动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增进彼此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特别要重视那些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国内至少拥有五分之一人口说法语的国家，因为，相比没有语言联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有语言联系的国家彼此之间的贸易会有大幅的提升空间。
从这份调研报告和谏言中，可以清晰看到法国对于欧洲、法语国家这些由于地缘、历史和语言文化多重因素而与法国互为经济倚重的区域的重视和利用，特别是对于法语国家。这些国家甚至仍未彻底摆脱曾经的殖民主义统治及同化思想，于是法国希望挖掘新的关联形式对它们保持控制，使其服务于自身的持续发展与强大。
在全球经济“险象环生”的今天，法国这个老牌发达国家捍卫经济影响力的途径更在于，必须让法语传播深入到世界主要经济体汇聚的国际经济组织当中。法国高度重视在这些经济组织中发挥作用，为此国内设立了“经济合作问题协调部际委员会总秘书处”（SGGI），以协调政府各部门对外统一立场为主要职能，针对以OMC、FMI为代表组织的动议或提案可能对法国产生的影响及时进行研究和评估，负责起草组织内的法律文件和实施监督，也负责汇集、传播组织信息并提供相关咨询。通过在制定各种国际规则的过程中施加影响，法国力争国家利益并烘托国家形象，营造一种“受管制的全球化”思路，用实质上的多边主义去约束和限制现有的和新兴的强大经济体。笔者认为，法国在经济领域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努力，实质上是其传统国家战略思维的现代版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