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FMI作为唯一调整国际货币体系与关系的政府间组织，实际上是“二战”后美欧共同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平台之一，也是以美欧为首的“资本主义俱乐部”对国际金融体系展示重大影响力并践行政治理想的重要场所。

虽然FMI的组织设计是以美国副财政部部长怀特^[69]的计划为主，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70]的计划为辅，两者相互妥协而成，宗旨在于通过设立一个国际常设机构“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协助国家达致高就业率和可持续发展”^[71]。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取得了对世界经济的实际控制权，以至于FMI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机制既体现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自FMI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与世界银行（Banque mondiale）同时成立以来，FMI的总部不在伦敦也不在纽约，而是设在方便美国财政部发挥强有力作用的华盛顿，并确立了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制度。FMI在金融结构的本质上以美元为中心，维护其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72]。美国是FMI的最大股东，其基金持有份额始终占有总份额的最重比例^[73]，并且在FMI理事会中拥有最大比例的投票权^[74]，这使其对重大决策甚至拥有一票否决权，例如在针对成员国FMI认缴份额调整的这一重大问题上，2010年FMI执行董事会曾通过改革议案，拟将中国的份额由3.65%升至6.19%，美国国会在2013年3月否决了这一方案，结果导致改革议案延至2016年才正式生效（中国份额升至6.394%，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包括组织内日常基本的基金贷款运作等事宜，都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组织总裁的头衔虽然一直在欧洲人手中，但对于所有FMI高级官员的任命，“美国的赞同都是非常必要的”^[75]，并且美国人通常还会担任副总裁以“平衡”这种任命惯例。简言之，FMI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76]以前是处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具有国际垄断的性质。从更深的层面，FMI是美国借助经济职能的媒介发挥“美元霸权”的政治优势，体现和维护了本国的政治意愿。

在FMI这个国际组织成立之初，法国国内经济凋敝，政局不稳，但在FMI的制度安排上仍位列基金份额^[77]比例最大的五国之一（美、英、法、德、日），份额与一国的应付会费、投票力量、接受资金援助的份额，以及特别提款权的数量以正比形式挂钩，份额越大意味着话语权越大。换句话说，法国在该组织中即使不能拥有霸权地位，但绝对属于自由表达自身意志，并且受政策影响和约束最小的国家之一。在投票权方面，FMI决策程序中所使用的加权表决权^[78]可以追溯到1815年成立的由法、德等五国发起组成的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79]。这个迄今最古老的国际组织首创了一种体现国家地位、利益和国际责任的差异的加权表决机制，这种根植于决策中的不平等无不从侧面揭示了在19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格局^[80]中法国所拥有的突出地位，及其对于国际法表决制度确立曾起到的重大作用。FMI沿袭了加权投票的方式，不同于强调平等原则的一国一票制，各国会因为自身拥有的票数多寡，从而形成权力对比，并相应施加不同的影响/压力使之服务于自身利益。法国在FMI执行董事会中拥有1名执行董事的席位，并享受直接代表制（即可自行任命执董，而非由成员国按选区轮流选派董事）。执董行使FMI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执董还组成FMI的决策和指导机构。此外，法国巴黎是FMI两个永久性海外业务机构之一^[81]——欧洲办事处的所在地。(https://www.daowen.com)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一国货币作为储备或者结算手段的程度，不仅对该国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也决定着该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还具备从控制经济往影响政治格局的作用趋势。自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多数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先后被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随着欧洲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以法国为首的欧盟领导人以坚定的政治意志推动欧洲单一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加入国际货币体系。自1999年启动的欧元从政治稳定、经济实力、市场规模以及货币信用等方面均可满足成为国际货币的要求，因而以欧洲一体化为基础的欧元，在逐步站稳脚跟后形成相对稳定的“欧元区”，并与美元、英镑、日元一起组成了新千年头15年内的FMI货币篮子，必定成为美元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作为推动欧洲联盟政治经济合作的“领头羊”，法国从“二战”后始终将本国对外发挥影响力寄托于欧洲整体实力扩大这条途径上。为了改变自“二战”以后在国际货币体系和FMI组织中持续的美式霸权及思维方式，法国希望集合欧元区国家的力量争取合理的秩序、优化的机制，以及公平的利益分配。随着欧元成为新的世界主要流通及储备货币，这不仅有利于增强FMI机构本身应对危机和国际突发事件的能力，更有助于实现对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行为的限制作用的发挥，激发FMI决策体系的改革按照“欧盟独特的行为模式”有所进展。在现有机制内引入由法国创设的多边协商会晤方式^[82]，以对话、谈判、妥协达成共识，尊重共同利益和强调权力分享，塑造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让美国操纵美元免除自身债务，开展不言自明的交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83]。欧元的诞生肩负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推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建设，强化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份量。事实上，欧元为国际货币体系注入活力，使FMI摆脱了严重依赖美国和美元的局面。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美国不得不联手发达国家共同干预才得以化解危机，而9·11事件更是让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遭到过质疑，因为欧元的启动才有效避免了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强烈震荡。欧元启动的数十年里，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促使欧盟在FMI中的总体地位的提升。此外，还为FMI顺应新时代的改革开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