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思维在FMI决策上的体现
法国人对于FMI总裁职位长时间的占据，法国媒体将其评论为“由于法国人天生拥有担任国际经济组织的基因”[84]。或许其中既有调侃又夹杂着几分自负。但笔者认为，从法国向国际组织输送精英担任高层职务的布局中，不难看出这是法国为了强化在国际组织的设置议程、议事决策中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有效策略，这些法国籍高官有助于法国保持在关键性国际组织中的中流砥柱的现状。具体而言，在FMI这样一个关乎全球经济的重要国际组织里，其总裁的思维模式就会直接影响世界经济政策的走向。通过梳理FMI历任法国总裁的那些顶住美国霸权与意志压迫的“亮点作为”，可以解读出法国文化基因、价值取向在构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隐性”影响。
皮耶尔-保罗·施韦泽是首位担任FMI总裁的法国人，他具有丰富的经济知识和管理经验，在FMI舞台上亮相以前已先后担任过法兰西银行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的领头人。相较于FMI最初三任总裁的“平庸”，施韦泽能力突出，视野开阔，在把握世界经济应该如何运行上思路清晰。在他任职期间，正值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战后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的国际收支赤字，美元危机使得以“黄金与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双挂钩体制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暴露出重大缺陷——以单一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的。而摆脱了前殖民地羁绊，经济处于上升期的法国成为批评美国以及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领导者。施韦泽主导创设的特别提款权（DTS）[85]，正是引领人们在全球货币流动性匮乏和丧失对美元的信心之间做出了选择。用一种具有补充性能的国际储备资产，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以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运转。20世纪70年代初，施韦泽不受美国摆布，以FMI的名义宣布美元估值过高，要求美国提高黄金价格。由于他大胆揭示了美国既想减少资金投入又想实现单边控制的意愿，结果被美方列入黑名单，成为首位在任期尚未结束时被迫辞职的FMI总裁。身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20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阿尔伯特·施韦泽[86]的侄子，皮耶尔-保罗·施韦泽也极富人文情怀。在他任内的FMI成员国数量从91个增至125个，FMI更加名副其实地履行使命——更广泛地为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或者背负财政赤字的国家提供更有效的协助。
雅克·德拉罗西埃是FMI的第六任总裁，任期从1978年6月到1987年1月。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世界经济局势受到持续的、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困扰，并伴随高企的失业率以及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高利率和不稳定的外汇市场，许多国家由于贸易增长缓慢，还带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威胁。经济萧条且前景黯淡的状况下，需要一个强大的FMI，为成员国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德拉罗西埃主持了FMI份额清查，以较长期地增加FMI组织的资金来源，满足各国对于贷款的需求。在做出增加成员国份额的时候，力图反映出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应的地位变化。在提供贷款的同时，与债务国签订协议，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监督。德拉罗西埃的工作时常因为最大捐助国和股东——美国的不肯解囊而受阻。持续的经济危机让美国觉得支援贫困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是浪费钱财，还打着让盟国多分担责任的小算盘。8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就以财政拮据，不能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乱补窟窿为由，否决了FMI增加基金份额的提案。面对美国的阻挠，德拉罗西埃非常智慧地对外宣布了停止接受一切新增贷款申请的决定，实际上是反将华盛顿一军，目的在于谴责美国忽视国际债务危机的潜在危险，毕竟债务倒账的连锁反应会让发达国家都难独善其身，呼吁美国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稳定和既得利益者权益之间维系一定的平衡。从更深一层面分析，德拉罗西埃认识到FMI组织是服务于动态的经济力量，经济格局的变化相应地也要反映到组织的职能上。当各国利益相互交织的时候，FMI的职能不能仅仅局限于最初协定条款中的“提供短期和临时性的融资，确保国际贸易收支平衡”[87]，却放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脱离国际轨道而不给予经济援助。应该说，围绕着80年代遍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德拉罗西埃在任期内不仅颇有成效地处理了短期危机，使他的同胞继任者得以全力以赴去寻找解决债务危机的长久方法，他还极富远见地促使各国深切体会到在经济一体化秩序中相互合作的迫切性，发挥FMI提供资金、安排债务、监管和参与调整各国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功能。
米歇尔·康德苏于1987年1月16日就任FMI第7任总裁兼执行董事会主席。1996年5月22日，FMI董事会全票通过康德苏第三次连任FMI总裁，任期五年，从1997年1月16日起。在国际金融界，康德苏以其专业天赋和造诣，兼具外交家纵横捭阖的活动能力，被公认是FMI总裁的最佳人选，而13年的总裁生涯也使他成为迄今FMI总裁中任职最长的一位。在任期内，他曾经顶住美、德等国的压力向俄罗斯贷款，支持俄方市场经济改革。他也曾独自拍板给墨西哥贷款以解决其金融危机，不仅有志帮助该国稳定货币，同时严格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的一项重要职能[88]，即向墨西哥提供技术培训援助以提升其国内金融监管机构的专业素质。他还为亚洲金融风暴过后的经济秩序重建发挥作用，可以说他所领导的FMI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曾评价康德苏给FMI“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89]，确切地说，这个机构“不是看发达国家的眼色行事或者妥协让步，而是判断全世界的国家需要什么”[90]。康德苏怀有一份典型法国式的使命感：使全球所有的穷人改变命运，增加穷国和新兴国家的权力。在他的任期内，FMI成员国由150个发展到181个，需要贷款的国家也从60个上升到90多个。他经过不懈的努力促使决策机构临时委员会同意FMI增资计划，通过增长组织的实力（财力）以支持更多的不发达国家，此举也为FMI广泛争取到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信任与合作。在领导FMI这样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影响力和使命的金融机构的同时，康德苏也传递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法式思维，将文化探索视为“终身的事业”，呼吁建立国际间伙伴关系，针对公共利益达成共识，取长补短，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他在多次演讲中表示“现今人类最重要的工程是构建全球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当作发现新文明的契机”[91]。(https://www.daowen.com)
斯特劳斯-卡恩是第四位把法国三色旗插在FMI主席台上的人，他在2007年的总裁争夺战中胜出，对长期陷入经济衰落的法国而言意义重大。卡恩不仅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和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的天赋，还拥有深厚的政治履历和经济业绩：1997年至1999年，他曾在若斯潘领导的法国政府中任财政部部长。在这期间，斯特劳斯-卡恩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控制了法国的财政赤字，并降低了失业率，使法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2%～3%，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他因此享有“法国经济复兴建筑师”的美誉，并扬名欧洲。卡恩是FMI的领军人物，也被热议能否像重建法国经济那样重新打造FMI。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FMI的贷款总额巨降[92]，已经无法扮演“世界债主”的角色，也失去了影响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能力。卡恩在上任之初即推进FMI改革，帮助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权益，他提议欧洲、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表决权，以表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偏袒”。这实际上是帮助FMI找回作为国际组织的存在感，更是帮FMI摘除“投票权不合理”的陈年痼疾，显示稳定世界经济的决心。卡恩寻求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及帮助一些国家在陷入危机之前对信用风险予以评估。卡恩还主张用超主权货币或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他有一句名言：“战后的货币权在美国手里，欧元问世以后，我们将同欧元伙伴一起收回主权。”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在卡恩的积极推动下，FMI与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一道构成了救助欧盟国家的最高拍板者，对欧元区重债国做出深度援助承诺。卡恩拿出政治家的斡旋能力，带领FMI密切地参与了欧盟拯救成员国的行动，不仅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这3个债务风险过高的国家提供了紧急贷款，而且还对欧盟新成员国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提供了资金援助。相应地，FMI也成为深度介入相关国家国内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很显然，这种极富“欧洲情结”的举措打乱了美国对欧元攻击的步伐，动摇了美国利益，尤其是金融财团的利益，也再次拉响了“世界警察”出面干预局势的警报。卡恩因涉嫌丑闻而仓促下台的方式或许暗示着由于“没有殷勤地伺候华尔街的利益和观点”[93]，FMI最高职位任免的话语权仍属于美国。卡恩的离职如同一次“洗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欧洲对FMI的影响力，也为欧债危机的走向带来阴影。
作为卡恩的继任者，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从2011年7月开始成为新一任FMI总裁和执行董事会主席——不仅首开女性担任FMI最高职位的先河，也稍微平息了关于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国际话语权减弱的舆论。拉加德曾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部长，被评为“欧元区最佳财长”，曾经留学美国多年并有在政界实习，更进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与布热津斯基共事，法国政府注定不会将这种人才“遗留海外”，于是她的人生轨迹从2005年开始“报效祖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拉加德成为法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关键人物，通过成功协调欧盟成员国联手应对，帮助法国提高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出任FMI总裁后，拉加德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其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2011年7月她在就任总裁的首次发布会上就表达了推动FMI治理结构改革的决心——当今世界经济所呈现的新兴市场快速增长态势属于客观事实，不仅应该理性地予以尊重，还应确保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FMI拥有更多话语权（所拥有的份额与其经济规模相匹配）。此举既表现出敦促发达国家调整一味控制全球格局心态的公正性，也中立地指出新兴经济体需承担更多职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她到任后的第一个改革举动就是提议任命FMI总裁特别顾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副总裁，打破了FMI建立66年来“一正三副”的最高管理层模式，增设了第四个副总裁职务。2016年，拉加德在进入第二任期时再次建议由中国人张涛接替朱民的职务。在上任的头五年里，拉加德主持完成了FMI第14次常规份额检视，还促成前一轮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的正式生效，至此中国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份额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作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获批被纳入特别提款权（DTS）货币篮子，新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FMI官方外汇储备数据库中单独列出人民币资产，以反映FMI成员人民币计价储备的持有情况。从提升货币篮子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与权威性的角度来看，欢迎和接纳人民币可谓集合主要的国际货币以健全特别提款权运行机制的改革尝试，多元化有利于平衡风险，重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维护基金组织的信誉、合法性和有效性。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拉加德选择在2017年10月1日中国国庆之际，身着中国传统旗袍宣布人民币正式成为可自由使用的国际通用货币，充分肯定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于建立更强劲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贡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释放出她推进基金组织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过，拉加德在贯彻改革理念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挑战，例如化解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长期不稳定的局面。要“啃”下促进全球增长和推动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仍然是任重道远的。她本人尤为赞同用人性的方法进行经济研究：“不能因为是自由市场主义者，就不关心那些最弱势的群体。”毕竟，不重视公共伦理同样会引发经济危机。
伴随着FMI走过70年的风雨，历任FMI法国总裁交出的成绩单是亮眼的。较为相似的法国精英教育背景（其中四位总裁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对于这几位总裁在政策态度、处事方法、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有着深刻影响。这几位总裁本身亦是载体，将代表法国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国际金融体制中。根据全球权威发布的各国教育体系排行榜来看，法国教育体系在全球排名第7位。如果划分单项领域再做细致分析，法国拥有全球最好的管理学硕士项目和MBA项目，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工商管理学院中，有一半来自法国。由此可见，管理、金融和经济是法国最具优势的专业学科。法国还拥有以巴黎政治学院为代表的人文社科领域的世界著名学府，这些社会精英的摇篮不仅为法国培养出服务于公共领域的政治家、私营企业集团的高级行政管理者，还建构了一个影响力超高的校友世界网络。这些在法国，乃至在世界教育领域名列前茅的学府的办学目标及使命，正是通过软实力手段，传递“法国智慧”，将法国经济和政治利益延展至全球。当然，法国人对于全球化时代趋势下多重危机的叠生有着深刻认识，所以也从未放弃运用国际平台去唤醒世人对于公共伦理的重视，呼吁文化间的开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