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农村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当前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农村的改革，首先来源于广大农民的创造，来源于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自主选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农民的创造，并积极组织和引导，使这一改革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局、由单项到配套地推广开来。回顾十多年来的农村改革，我看有三项改革措施引起的变化最大。
农村的第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农村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形式，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一些地区的农民曾自发地尝试过，搞得比较早的大概就是安徽，曾希圣同志在那里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后来，贵州、四川一些地方也搞过，当时叫“包产到户”。但很快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受到严厉批判，给打下去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安徽、四川等地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生计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吃饭的压力，饿肚子的压力，又悄悄地搞了起来。安徽凤阳搞大包干时的“秘密协议”，很多同志都知道。村干部都是按了手印的，万一暴露，出了问题，被抓起来，一家老小托付给谁，都是冒着极大风险干的。当时对这一做法，党内从上到下都有不同的认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放手让农民去实践，去选择。这样才解除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禁锢，思想上的束缚。同时对党内的不同意见也允许存在，允许他们再看一看。我们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地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这个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广大农村的改革使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这是我们农村改革最基本的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东西。有了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有了对自己生产产品的（除了国家收购部分）自由处理权，当然也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力，他们从改革当中得到了经济实惠。这是农村改革之所以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最基本的动力。我们为什么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一动摇生机和活力就没有了，人的积极性没有了，其他什么措施都是空的。
改革前不仅农民对其“公有”的生产资料没有任何自主权，而且他们也没有选择职业、改变身份的自由。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批判，有些事情现在讲都是笑话了，可在那时却是事实。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得很细的。种得不对，就要拔掉。农民没有种地的自由，更不用说农民跑到城里去做工、做生意了。这样他们就只能被捆在那几亩地上，种田的就只能一辈子种田，而且还是吃“大锅饭”，其生产的产品，基本上要由国家统购包销，农民没有支配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压抑。所以到改革前的1978年，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还都相当贫困，全国农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讳言。
为什么家庭承包之后短短的几年间农村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粮食生产从1978年的3亿吨一下上升到1984年的4亿多吨，棉花从217万吨上升到62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上升到1191万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对其部分产品的自由处理权，得到了经济的实惠。一句话，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和实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创造出了奇迹。我想，农村联产承包的实践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就是如小平同志所讲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们判断一项改革措施，一项改革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志，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把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
农村的第二项重大改革，是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放开了一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允许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多渠道搞活流通。当然这一点做得还不够，还应继续深化。改革之前我国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统购统销的体制。由国家统购、派购和按计划价格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几乎包括了农民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允许农民到集贸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只是很少一点，每年都要出布告，规定粮食不能上市，见到有人违反就要抓。但事实上每年都制止不住。他不在集市上出售，就到市场以外出售，引到家里去出售。每年禁止，但都是禁而不止。因为这违背农民的利益，违背市场规律。地区、品种之间的余缺调剂是制止不了的。那为什么还要制止呢？就是为了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否则就完不成了。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产品就是这样统得死死的。越统越死，越死越少，越少越统，越统就越少。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集贸市场也被关闭，农民生产的所有剩余产品都要交国家。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对保证社会的稳定，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为国家搞工业建设积累资金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是生产力极不发达、商品短缺的产物，不能把它视作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优越性的特征。这种政策搞得时间太长了，必然压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取消和改变这种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农村的第三项重大改革是，随着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农民获得了自主和自由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农村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了。我们过去长期适应供给不足的情况，只能用计划分配的办法来管经济。80年代以来东西逐渐多起来了，我们再不能用过去那套办法了。为适应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大胆地改革。一是把粮、棉、油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外的部分允许农民自由上市出售；二是陆续放开了绝大多数农产品的购、销价格；三是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允许他们搞长途贩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自由竞争；四是大力进行市场建设，特别是批发市场建设，促使商品经济从初级向高级发展。当然，由于我们长期搞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对领导商品经济的经验还不足。比如1979年以来由于农业的连年丰收，1984年农业大丰收，粮食出现了相对“过剩”，加上当时财政的压力太大，所以对粮食的收购价格调减得多了一些，取消了对棉花的价外补贴，降低了加价比例，取消超购部分的奖粮、奖肥政策等。当时算下来，合同定购粮价平均比上年降低10%，棉花则相当于降低收购价格15%左右。另外由于连续多年粮食大丰收，从上到下都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忽视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作用，各个方面对农业的投入都有所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调减幅度较大，所以，1985年以后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曾一度增长缓慢，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除了再三重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一系列基本政策要坚持稳定不变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农业、扶持农业的政策，包括提高粮棉油收购价格，减少粮食合同定购、国家定购部分，与生产资料供应三挂钩以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等，从而使农业生产再次回升。
1989年以来农业连年获得大丰收，我们有了1985年的经验教训，不是再去降低收购粮食的价格，而是对粮食实行保护收购价格。因为这两年市场粮食价格下降幅度很大，种粮食的农民收入下降，国家就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他们种粮食的积极性。我们还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全国搞300亿公斤的储备粮，财政贴息。与此同时，我们有计划地提高了城镇居民口粮价格，这样既减轻了财政的压力，又能为理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奠定基础。1991年5月份粮油提价，使财政补贴减少75亿元，扣除职工补贴增加与企业利税上缴减少的因素，财政可减少净支出30亿元。今天粮食实现购销同价，财政用于补贴购销倒挂的加价款和加价补贴可以基本取消。这两次提高粮食销售价都比较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群众对粮食调价的承受能力也相对增大一些，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支持和理解。连国外舆论都承认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最为成功的典型。今后粮食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做到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要把粮食这个商品推向市场，而不是继续作为产品实行配给制。(https://www.daowen.com)
农村改革的发展、深化，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内部从单一的粮食结构，变为以粮为主，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中由单一的农业结构，变为农、工、商并举，乡镇企业大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转移。十多年来，农村人口转到非农产业的大体有1亿人，仅乡镇企业就有9000多万人，再加上第三产业，近1亿人。联产承包之后，农民们获得了选择职业、变换身份的自由，这就为几千年来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创造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的机会。另外，原来被“大锅饭”体制掩盖起来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改革后日益明显了，这样，在人多地少的就业压力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召唤下，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就地办企业，建设小城镇，就地城市化就成为他们一个必然的选择。80年代以来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意义已不限于农村当中，它使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过去我们搞工业化，主要是由国家拿钱（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积累而来）搞投资、搞建设。而且这些投资多是建一些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资本密集，相对吸收的劳动力较少。所以我们城市中工业化搞了几十年，连城市中本身的新增劳动力都吸纳不了，“文化大革命”当中不得不让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用国家投资，只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一些优惠，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在十多年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三十几年里吸收劳动力的总和。现在我们国营企业职工大约1亿多人，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是几十年来城市工业、国营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国家没有投一分钱。有人说，乡镇企业对国家贡献少，税收低等，这都是一面的道理。国家一分钱没给它，它办起了那么多企业，安置了那么多劳动力就业，繁荣了经济，为市场提供了相当比重的商品。出口创汇中，乡镇企业占了约三分之一。它一年拿出的用于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用于公用事业的建设，用于办学校、办卫生、搞福利等大约200多亿元。1990年交的税收有454亿元。它作了这么大贡献，乡镇企业的意义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国家办那么多企业拿了多少钱啊！相比而言，国营企业的效益比乡镇企业差得多。国营企业如果有了乡镇企业这种机制、这种效益，我看企业的改革也就差不多了。这里确实有一个如何看待乡镇企业的问题。乡镇企业的效益好，它不仅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产品，而且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带动了市场的扩张和繁荣，它已成为各级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在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如广东、江苏等省，为什么农民那么富，主要原因就是这里乡镇企业发展得快，发展得好。现在农村中发展程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差别上，农业本身也有差别，但差别很小。纵观我国东西南北中，农村的差距在哪里？农业本身，比如种植面积的多少，粮食单产的高低都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很小。一亩地100公斤粮食，1元钱1公斤，才100元钱。何况收购价格才6角多，也就是70元钱。所以说这个差距是不大的。差距在哪里？在乡镇企业。沿海地区抓乡镇企业抓得早，决心大，措施得力，都大大受益了。认识迟的，抓得晚的，现在已经看到吃了亏了。当然现在再抓也不算迟。所以，要下这个决心，再不能观望，再不能犹豫了。没有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农村走向“小康”，实现现代化都是空话。仅仅靠种植业，是搞不了“小康”的。总之，改革之前我们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一种把广大农民拒之门外的孤立的城市工业化道路，这样走到一定时间就走不下去了。因为占人口80%的农民不能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受益，那样整个国家也就无法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一旦9亿农民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这个威力是不可估量的。以上说了80年代以来农村的三项重大改革，当然80年代党在农村的政策还不止这三项，我们在农村改革的实践中已逐步摸索并形成了一整套基本政策体系。它们还包括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实施科技、教育兴农、鼓励科技人员下乡等等。
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实践证明了我们党在农村一系列基本政策的正确性。那么90年代我们的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呢？从总的方面看，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农业的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商品经济大发展，全国人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已开始从温饱向“小康”阶段跨越，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阶段已经来到。“小康”水平对粮食及其转化物的消费将有较大提高。现在京、津、沪三大城市的粮食消费水平是550多公斤，农村的粮食消费水平大体上还是300公斤。别看农民吃得多，但他仅仅只是吃饭，以淀粉为主。我最近到山西大寨去，同农民交谈，我问他们，一个星期能吃多少肉？一天能不能吃到100克（2两）肉？他们说，吃不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吃一次肉，一次一人要吃250克（半斤）。所以，农民的膳食结构要有比较大的改变，对粮食的消费要有比较大的提高。我们一年要生产4250亿公斤粮食，国家收购大约1250亿公斤，还有3000亿公斤，9亿农民，人均大约300多公斤，其中还包括饲料、种子。可见，农村对肉、蛋、奶的消费水平还很低。我们11亿人口的国家，600万吨糖，人均不到5公斤，但现在卖不动，糖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在城市里，宣传糖的坏处太多，其实吃糖有很多好处。原来肥猪肉卖不出去，可宣传说肥猪肉可以美容，现在肥猪肉畅销了。看来我们也要对糖造些舆论，不然，这么多糖怎么办。台湾现在人均消费糖是24公斤，印度是30公斤。我们比他们低得多。但另一方面，一些制约农业长期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仍然存在，特别是人口增加和土地减少的矛盾对我们的制约将是长期的，即使本世纪末我国粮食总产量登上5亿吨的台阶，但由于总人口至少也将达到12.8亿人，人均粮食的占有量也就是390公斤，和1990年的水平一样，我们的粮食还是大大不足的。现在我们的粮食还多得没办法，压力相当大，有500多亿公斤粮食还是露天存放。既怕它烂，又怕它长虫，每天担惊受怕。但是从长远看，粮食还是十分紧张的。
这样一个形势使我们90年代的农村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首先要确定粮食生产登上5亿吨的台阶。发达国家人均粮食的消费都在一吨左右，原苏联东欧国家也比我们高得多。我们现在人均还不到400公斤，为什么就多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消费水平低，粮食转化物（肉、蛋、奶、水产品）消费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特别是农民食物结构的改善，粮食的消费将大大增加。因此，到2000年，我国粮食产量如不能达到5亿吨，日子是过不去的。其次是要在继续保持总产量增长的前提下逐步使农产品优质化，食品多样化。要从原来主要依靠增加数量，满足人民温饱，转向在继续提高产量的基础上，增加新品种和优质产品的生产，增加肉、禽、蛋、奶、鱼等粮食转化产品的生产，增加新鲜蔬菜、瓜果的生产，增加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的生产，改善人民消费结构，适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后的需求变化。这就要求农业必须在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品质量上下功夫。现在在许多地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浙江、广东，早籼稻的市场越来越小了。原来所以种它，是为了交征购，因为早籼稻的产量高。现在粮食逐步放开，实行购销同价以后，市场价同我们买的价格差不多，就是高几分钱，他也要买优质品。在三角洲那些地方，早籼稻已经没人吃了，有的专业户就用它做肥料种植香蕉。像水产品、粮食都有一个优化的问题，都有一个防止没有市场的问题，要使农民增加收入，仅仅靠增加数量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优质化问题。优质农产品和劣质农产品价格差别确实很大，现在在广东地区，他宁肯花6元钱买1公斤的泰国大米吃，而不花几角钱买1公斤的粮店的米吃。所以，农产品如果不走优化的路子，市场将是萎缩的。
第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我国农业种植成本过高，尽管近年来连续丰收，且某些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可是农民的收入却增长缓慢。有些是增产不增收，有些是增产多，增收少。这两年，农业可以说是大丰收，全面丰收，可是农民收入增加很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所以说，虽然是全面丰收，但农民的收入减少。为什么？就是因为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1989年和1990年两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共计增长0.2%。1991年市场粮价下跌，加上部分地区受灾，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10元，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实际仅增2%。这样的低速增长，到2000年农村实现“小康”是困难的。农民收入增长过慢，使已经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拉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81年为1∶2.1，1984年缩小到1∶1.7，1990年又扩大到1∶2.2。这不仅影响农村资金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且使农村市场萎缩，造成农村工业品市场疲软。1984年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9.2%，1990年下降到55.2%。要增加农民收入，仅靠粮食提价是有限的。因此，今后的农业生产必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优质高产高效的路子。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明，我们对农民的富裕水平切不可估计过高。我们现在发展比较快的，真正达到“小康”水平，甚至“小康”有余，向现代化迈进的地方占全国的比重还很小很小。发展最快的珠江三角洲占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多大一点呢？就是再加上沿海地区（况且不是沿海所有省市的全部，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地区），也只有百分之几，不会超过10%。而且沿海地区本身发展也并不平衡。我们广大的腹心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去年，我跑了许多受灾地区，受灾地区房倒屋塌，土地被淹，但屋子里的东西大多被搬出来了，农民财产的透明度很高了，到每家每户看一看，就那么些东西，一背一扛就拿完了。像安徽，有电视机的也并不多，包括黑白电视机。农民在临时住的房子里摆的东西，最好的就是北京捐献的被子、衣服。当然，存折还有。现在我们一说，全国存款额有近1万亿元，但这1万亿元的60%在城市，占80%以上人口的农村只占40%。也就是4000亿元左右，9亿农民，人均多少？也就几百元钱。农民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养老养小，天灾人祸，孩子上学都靠这几百元钱。所以，对农村切不可估计过高，离“小康”水平还差得远。我们绝不能到沿海一看，就以偏概全，认为农民已经富得不得了了。实际还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再有是如何为我国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开拓新的就业门路的问题。我国农村目前约有1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存在，不解决他们的出路，我国农业的效益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实现“小康”目标问题，都无法解决。解决的途径，除了在农业内部向深度广度进军，尽可能扩大就业容量外，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进入第二、三产业，进入非农产业。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将不再是号召人们上山下乡，安家落户，而是要鼓足劲、支持农转非。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我说的农转非，并不是人们都到大城市来，而是转向第二、三产业，带动一大批小城镇的崛起，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一大批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的崛起。这可能是农村奔“小康”乃至现代化的可行的路子。我们在珠江三角洲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模式。
总之，90年代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已不仅仅再是领导广大农民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要领导他们奔“小康”、搞现代化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奋斗目标。正是根据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面临的这样一个新形势，按照小平同志关于加快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国务院今年的农村经济工作重点抓两个题目：一是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问题；二是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我们要争取今年内全国农村有一个新的发展，农民的收入能增加得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