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们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对稳定政策，深化改革，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大好形势将发挥重大作用。当前全国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都在学习和落实八中全会的决定。我认为，我们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必须要做到三个坚定不移。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这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
对于家庭承包制，从它一开始实行时就有不同看法，以后大多数同志的思想虽然都统一起来了，但仍有少数同志有不同看法。特别是每当农业遇到一点波动，对它的责难之声就多一些。有一些人总把它看成是一种解决温饱的权宜之计，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倒退。但如果我们从国内外农业生产发展的实践看，就不难看出，家庭经营是可以容纳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去有人说家庭承包抗不了大灾，搞不了水利，事实上它既能抗灾，又能搞水利。近几年，每年冬春都是几千万人上阵，规模之大，效益之好，都是空前的。从更深的层次看，我国农村正处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农民有那么几亩地，可以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白天务工，晚上务农，大人务工，小孩务农，能进能退，是一项最大的社会保险。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活力，它每年都有几万家垮台，关停并转，当然同时也新兴办几万家，从来还没有听说那些被关停的乡镇企业的工人们去闹事，去找乡长、县长的。为什么？它有一个最大的社会保险，不干工厂，可以回家种地。珠江三角洲这个地方，白天很少看到有人在地里干活，那里的农民是一早一晚，天气凉快的时候到地里干活，白天的其他时间在工厂里干活，农业成了他们的一种副业，一种社会保险，能进能退，能上能下。因此，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就能得出结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不仅在80年代，就是现阶段和今后，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因为这样，中央对稳定农村基本政策，历来是十分明确、十分坚定的。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强调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对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也有明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有些地方，为了壮大集体经济，不恰当地采取了提高土地承包费和提留的做法，加重了农民负担；有的违背农民意愿，把承包的土地收回或收回一部分归集体；还有的以所谓“赎买”之类的错误做法变更农村企业的所有制关系，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抵制。八中全会又一次郑重提出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是十分必要的、正确的。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我们要教育各级干部，对于贯彻党的农村基本政策，要十分自觉，十分坚定，不能有任何随意性。这是90年代我们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要把握好的一个基本问题，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和损失。
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
我们强调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说它尽善尽美了。我们必须看到，在某些方面还亟待我们去加以完善。由于80年代以前我们统得过多过死，所以“大包干”实行之初，一些地区曾出现过只“分”不“统”的情况。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确实有许多事情是一家一户办不了或者办不好的。正因为如此，目前我们提出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主要是为了加强和更好地发挥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为家庭承包经营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而不是削弱家庭的自主经营权，更不是取消家庭经营层次。这几年各地都先后出现了为千家万户分散生产提供各种服务的经济组织，有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办的，有集体经济组织办的，也有社会各方面办的，而且发展很快。特别是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由单项服务向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发展。通过社会化服务把千百万分散的小规模生产联结起来，把农产品的分散供给与社会化的大市场联系起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前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扎扎实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逐步提高，逐步完善，绝不能搞那些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增加农民负担。我们搞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个原则是：凡是农民一家一户能做好的事情就不要去包办，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应根据实际情况去做那些农户个人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渐形成较完整的网络。当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尽可能创造一些外部条件，让各地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把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自己工作的战略目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能操之过急。发展集体经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逐步积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口吃个胖子是办不到的。二是路子要对。发展集体经济要把着眼点放在兴办乡镇企业、开发新的农业资源、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上，以及按承包合同收取提留和承包金。不能老盯着农民那几亩地，老是在农民身上打主意，重复过去“归大堆”、“平调”的做法。我们有些农村工作的干部，习惯于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领导农业的办法，遇到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把蓬勃发展的农村商品经济框回到旧集体经济模式中去，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现在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都不是靠农民那几亩承包地，而是靠农业开发、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等高效益的生产门路，总之，靠的是搞现代商品经济的本领。
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这是农民奔“小康”，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发展乡镇企业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国情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是明确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但对乡镇企业发展总是经常有一些议论，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尽管如此，就全局来说，乡镇企业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根本在于机制。乡镇企业一出生就经受市场考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改革中生存，在竞争中发展。很多乡镇企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职工宁愿不发工资，首先保证生产资金的需要，职工与企业共命运，共渡难关。职工如果在企业表现不好，或不适合在企业工作就会被随时辞退，重新回到农业生产中去，这种精神，这种机制，是应该支持和鼓励的，是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实力所必需的。(https://www.daowen.com)
当前，我们不仅要稳定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而且要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要继续前进，不能停止，不能倒退。前进当然会有风险，但停止，倒退风险更大，那个风险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存在。我们现在在国际上面临许多挑战。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停滞，也都在千方百计开拓新的发展道路。当然它们的增长速度没有我们高，但基础比我们强得多。我们这个速度，是在原来基础很差，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后的增长速度。去年以来的速度则是在治理整顿中经济一度滑坡、出现负增长后的速度，实际上是带恢复性的速度。人家人均年收入几万美元，增加一两个百分点就不得了，我们人均年收入才几百美元，增长10%，也远没有人家多。再看发展中国家，对我们构成挑战的也多得是。现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展都相当快。越南虽刚刚结束战争，但粮食已经自给有余，并不断扩大出口，它现在思想比我们还解放，同时他们过去就比较开放，政策也比我们宽，只要政策正确，他们发展也将很快。
我们十多年来进步之所以这样快，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集中到一点，就是改革开放，放权搞活。谁搞活，谁就发展得快，集权搞死，发展是快不了的，没有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光靠几个人在那里辛辛苦苦，累死也发展不起来，这是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纵观世界，所有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把经济搞上去的，苏联如此，东欧如此，非洲一些国家学习苏联那种模式的如此，我们1987年以前的经验也是如此。对于苏联解体后的各个共和国和东欧，也不能光看到它现在乱的一面，还要看到他们一旦稳定下来，一旦进入新的轨道，发展也不能低估。特别是俄罗斯，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人的文化素质比我们高，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最近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从国内看，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发展，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的积极性很高，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些沿海地区、边境地区的人往外跑，为了阻止外逃，什么措施都采用了，但还是堵不住。现在那些措施都没有再用，而想回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这边比他们那边强了。这才是真正的钢铁长城。离开物质这一基础，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巩固不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商品那样短缺，整天为少而发愁，什么都少，什么都难，理发难、洗澡难、走路难、住房难、买东西难。现在怎么样，十多年来，变化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举一个例子，现在，北京大饭店约有200多家，没有一个经理或有关人员找我这个副总理批点什么东西，我有时问他们，一天举行这么多宴会，你们的东西是哪里来的，他们说，东西多得是，而且都是国产的，不少饭店都能吃上广东当天的鲜虾。一个经济繁荣的、人民生活大改善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能不爱么？一个领导这样国家前进的党，人民能不拥护么？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这说明，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不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做到的。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最根本的是要把生产力搞上去，使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我们一定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步伐，真抓实干，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这才是巩固和发展我们事业的根本所在。
当前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只有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政策更宽一点，前进的步子才能迈得更快。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光喊口号是不行的，喊一千遍一万遍都没有用。谨小慎微，慢慢腾腾，也将丧失时机。比如讲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这些年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这无疑是正确的。它对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对内地的辐射带动都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现在看，仅仅靠东部沿海来带动我国如此庞大的内陆地区，犹如小马拉大车，是拉不动的，久而久之，东西部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会扩大。因此，我认为，现在逐步提出并逐步实施沿边开放以及沿江开放的问题应尽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以先从这样一些方面做起：（1）召开边境地区交易会；（2）有计划地开放一些边境城市；（3）大力发展与邻国的互市贸易、地方贸易；（4）建设一批出口商品加工区；等等。这可以带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八省区的发展。另外，以上海为龙头，随着沿江流域开放的问题，亦应及早着手进行。内陆一些地区也可以开放一些城市，搞一些经济资源或技术开发区。沿海的开放，由东向西；沿边的开放，由边境地区向内陆；沿江和内陆的开放，促进全面的开放，形成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这样，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现代化进程也将大大加快。
当然，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建设，还必须冲破根深蒂固的“左”的禁锢和束缚。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所以，如果不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领会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认真解除“左”的思想的束缚，那么，就很难创新，很难做到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包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不去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
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派人物。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总之，此时此刻，小平同志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四大前夕的南方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针对性很强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小平同志的谈话为十四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因此，我们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必须接触思想实际，必须真正融会贯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排除各种干扰，特别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还有一个突破禁区的问题。比如，划一些不毛之地包给外商承包开发的问题，这是利国利民的事。从眼前看，暂时吃点小亏，土地作价便宜，但几年之内他把工厂给你搞起来了，把资金引进来了，先进的管理引进来了，很多人就业了。而这块土地并没有出卖给他，仅仅给了他一个经营权。当然，我们得让人家感到有利可图，没利，人家还愿意干吗？但从长远看，得利大的还是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这个禁区必须打破，我们自己搞没钱，不搞，过几十年、上百年还是荒地一块。又如，股票的问题。股票是一种集资、筹资的有效手段，不能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就不能够利用。这个禁锢要打破，当然，这个东西必须要非常慎重。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懂股票的人很少，特别是证券市场，真正懂得的人很少，这里边，确有一个普及知识、训练干部的问题，确有一个立法、健全管理制度的问题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哄而起，必然把好事办成坏事。但这个禁区要打破。再如，零售商业这个领域也是个禁区。有的同志讲，零售商业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事情，不能让外国人来搞。抽象地讲也对，但他不知道我们的商业队伍1500万人，1990年赔了1.5亿元，每人平均赔10元钱，这样的商业能办下去吗？外国的商业这样办能存在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引进一点先进的管理呢？把我们死水一潭的商业大大地冲击一下。搞商业赔钱，这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这样搞下去能富起来吗？能达到“小康”吗？我们也应承认，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再加上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又封闭了几十年，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落后了。四大发明是我们引以骄傲的东西，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美国才200多年，我们随便的一个县城都比它资格老，这是事实。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有许多东西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并大大地超前了。举个简单的事例。现在有人埋怨，我们根本不应该搞合资饭店，我们自己不是都会吗？这是你现在说风凉话，前几年我们真正会搞吗？我们不就是会管招待所嘛，满地的瓜子皮、花生皮、糖纸，门口放个大痰盂，厕所里长流水不断线。现代化的饭店真会搞吗？！无非是现在吹牛而已。即便现在我们自己办的饭店比合资饭店也还差一个档次。再比如，矿泉水，前几年，我们只知道矿泉水能洗澡，其中的矿物质对皮肤有好处，而不知道装进瓶子里，可以卖钱，矿泉水也是这几年搞起来的嘛。进口了一个可口可乐，他们占了一些市场，赚了一些钱，但市场毕竟很小很小，而带动起了我们一大批饮料，现在我们的饮料多得很。这不是需要人家来启蒙一下嘛。所以，我觉得，在商业、社会保险等领域也可以开一点口子，让人家来做一个示范，使我们学有榜样。还有机场的管理，我觉得也需要打破点垄断，搞一个机场合资办一下嘛。我们现在的机场，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说机场好话的不多。这些东西不改变，能现代化吗？
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还要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如积极与稳妥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稳定与发展、改革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总之，在90年代，我们不仅要稳定党在80年代形成的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而且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办法、新措施，使我们的农村发展速度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