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尚主张的多维取向
如前所述，祝允明等吴中诸士在对待古典资源问题上，秉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以诗学立场而言，无论如祝允明推崇“古人为诗”之道，还是如杨循吉强调作诗“用古人法”，都在宣示学古取法的必要性。这同时引出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即面对古典诗歌系统，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对象作为取法的目标。然而，围绕祝允明等吴中诸士诗学旨趣的探察，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很难将他们各自的宗尚主张完全统属在一起，换言之，诸士在取法目标上的倾向性态度，因更多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趣味而表现出不同的取向。
都穆在《南濠诗话》中比较唐、宋、元诗的一段话，人们也许并不陌生：
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又云：“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38]
以上所述，或成为都氏于诗宗宋的重要依据，的确在其中，作者明白无误地对诗盛于唐而坏于宋以及宋诗不及元诗的说法，提出强烈质疑。文徵明序《南濠诗话》，谈及他从都氏习诗的经历：“余十六七时喜为诗，余友都君元敬实授之法。于时君有心戒，不事哦讽，而谈评不废。余每一篇成，辄就君是正，而君未尝不为余尽也。”且评都氏于诗识力及其取向：“君于诗别具一识，世之谈者，或元人为宗，而君雅意于宋；谓必音韵清胜，而君惟性情之真。”[39]文徵明年轻时的这段习诗经历，至少说明一点，他对都穆的诗学态度相对熟稔，也因此，他判断都氏具有“雅意于宋”的倾向，道出了其重视宋诗的一面。不过推究起来，这不足以表明都穆专注宋诗的宗尚取向。《南濠居士文跋》载有都氏点评李梦阳诗的识语，其曰：“向予官工部时，与献吉友善，政事之暇，数相过从，觞咏留连，日夕忘去，意甚乐也。别来数载，缅怀昔日之乐，邈不可得，得览斯卷，为之跃然。盖献吉之诗取材汉魏，而音节法乎盛唐，若宋元以下则藐视之，其所作虽不免时为今体，而命意遣词，高妙绝俗，识者以为非今之诗也。”[40]这段材料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它除了提到作者曾与前七子领袖人物李梦阳密切交往的经历，还有对李诗取法汉魏、盛唐倾向所作的评断。它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李梦阳诗宗盛唐的取向，实际上也得到都穆的高度认可，而谓之“命意遣词，高妙绝俗”，决非漫然虚誉之语。从都穆的习诗经历来看，其自述少时曾学诗于沈周。[41]文徵明为沈氏所撰《沈先生行状》，谓沈“其诗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所拟莫不合作”[4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沈诗，以为“石田诗不专仿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学”[4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沈周于诗兼法唐宋的取向。而沈氏的态度，或多或少会影响到都穆的学诗经历。这也可用来解释他既重视宋诗又不废唐音的其中一个原因。总之，都穆抬举宋诗的地位，与其说是极力宗宋，不如说是有意反拨诗坛专注唐诗乃至元诗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唐诗的贬抑，确切一点说，在唐宋之间维持学古取法上的某种平衡，才是他的本意所在。
再看文徵明。前述文氏自早年始即“尤好为古文词”[44]，并大力为诗道声张，显示他对诗歌领域的高度关注。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所载，文氏曾自述少时学诗所取：“衡山尝对余言：‘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声也。’此衡山自谦耳，每见先生题咏，妥贴稳顺，作诗者孰能及之？”[45]这表明，文徵明早年习诗不随宗唐的时俗，独从宋人陆游而入。他的《淮海朱先生墓志铭》，述及墓主宝应朱应辰对时下论文言诗者立场的看法：“（朱）尝曰：‘今之论文者皆曰秦、汉，然左氏不愈于班、马矣乎？上之六经，左氏又非其俪已。言诗皆曰盛唐，然楚骚、魏、晋，不愈于唐人矣乎？上之《三百篇》，楚骚、魏、晋又非其俪已。盖愈古而愈约，愈约而愈难。不反其约，而求为古，只见其难耳。’其言如此，盖卓乎其有所识矣。”[46]朱应辰于“言诗皆曰盛唐”不以为然，文徵明认为这一看法颇有识力，也说明他并不赞成一味以盛唐为宗。然这不代表他对唐诗的排斥，文嘉《先君行略》言及文徵明为诗风格，指出“诗兼法唐宋，而以温厚和平为主。或有以格律气骨为论者，公不为动”[47]。王世贞为文氏所撰《文先生传》也提到：“先生好为诗，傅情而发，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苏端明诸公。”[48]由此来看，在诗歌宗尚问题上，说文徵明有意回避时俗，不主张专宗唐音，而于唐宋兼而取之，兴许更符合他的诗学立场。
虽说在弘治之初曾经一同“倡为古文辞”，但和都穆、文徵明相比，祝允明议论诗歌宗尚的主张有着显著的不同。他在《祝子罪知录》的论诗部分即开宗明义：
举曰：诗各有所至，四言、五言、乐府，由陈、隋泝洄而止乎汉，歌行、近体，由汉泝游而止乎唐。
这既是祝允明对古典诗歌发展演变脉络的大略梳理，也是他对诗歌宗尚目标的总体提示。尽管此处祝氏提出“诗各有所至”，似乎是要强调不同时代的作品各有所长，正如他论议五言古体，认为“汉家肯构，接武□之，是西京一格也；东都少辨，犹当弟昆，亦一格也；曹一格也；马、刘一格也；二萧一格也；陈、杨少靡，当萧附庸；陶信自挺，要冠其代。虽则高卑稍殊，要之各有至处，亦不必如后世所谓陈、隋绮靡，悬绝汉魏之风骨，过为抑扬，而不依乎中庸也”，指出汉至陈、隋之作各具特点，不必过分厚此薄彼，但这并不表示他忽略对不同朝代及不同阶段诗歌之间差异的分辨。实际上在提出“诗各有所至”的同时，祝允明也非常注意区分各体诗歌在宗尚意义上的高下之别。如他评判乐府、歌行的演变特点：“乐府本自汉声，继虽拟引迁流，故当愈上愈嘉尔。歌行长句，滥觞汉府，转复铺张，而为之亦鲜。中间若曹、王亮切，鲍郎俊逸，颇复雄响轶群，文姬愤拍，乃存汉韵。其他虽袭篇名，大帅五言本体。”因此主张“歌行长调，宜衡览前后，益用精遴。乐府只应法汉，止乎唐前”。即使是对于不同时期“各有至处”的五言古体，祝允明也在察别轩轾，提出“五言独为汉魏最高，爰及六代，亦可择尤而从，随宜以就，唐则姑欲置之”。与此同时，唐代诗歌显然是祝允明重点关注的一个目标，其云：
逮及唐家，遂成专业。然而虽接条枚，终焉是别一解，观其情辞，已极尽已致，格力乃稍谢前修。中间五言、四言、歌行、乐府，大率改作，亦自驰驱深浅，而概少杀于昔人。歌行犹近，乐府亚之，五言远矣。然而莫不成章，斐然昭映。惟其近体五七律绝，厥惟跨昔越来，尽美尽善，凌霄揭日，压岳吞溟。《三百》之内，肤毛骨肉，颜色声音，姿态容度，性情心气，理义滋味，语默动静，精华风趣，髓脑百体。至于极妙之妙、绝玄之玄、莫神之神，不可以舌者，总在深得而时或过之。洋洋唐声，独立宇宙，无能间然，诗道之能事毕矣。圣人有作，其亦不易之矣。
作者认为，大略而言，有唐一代成为诗歌发展变化相对成熟或完善的历史时期，所谓“诗道之能事毕矣”的判断，传达出他对唐代诗歌的总体评价。就各体而言，形成不同的发展变化特点，其中五七言律绝最能体现唐诗的典范价值，堪称美善之作，其他体式中歌行一体相对接近前代的风韵。这种对唐代诗歌的各体定位，也正是祝允明“歌行、近体，由汉泝游而止乎唐”提法的展开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在突出唐代诗歌总体地位尤其是近体及歌行宗尚意义的前提下，祝允明并未忘记进而对唐诗加以阶段性的划分，也就是“其时其人，中复少辩”，指出“谈者多主为优劣，时以初、盛、中、晚别，人以类如四杰、李、杜之属别，而要谓晚不及中，中不及盛，盛不及始，人时皆然，亦确论也”[49]。这里涉及的有关唐代诗歌的分期，尽管未显示各个对应的具体时段，但其因“时”因“人”的基本划分，没有越出如明初高棅《唐诗品汇》所提出的“一变而为初唐”“再变而为盛唐”“三变而为中唐”“四变而为晚唐”[50]的唐诗“四变”说。从祝允明以上表述来看，在唐诗宗尚包括分期问题上，其似乎更多融入了明初以来流行在诗坛的宗唐导向。如果说祝允明本人诗学立场有什么真正的特异之处，那么表现他身上与这一宗唐态度相对的强烈的反宋诗倾向，显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在《祝子罪知录》中即作出了“诗死于宋”的激切评断，并为之申述云：
说曰：诗之美善，尽于昔人，止乎唐矣。初宋数子，仍是唐馀，自嵬坡、鬼谷，姿负崖峻，乃不从善，强别作态，自擅为家。后进靡然从之，迄其代而不返，虽有一二自振，河决千里，支流涔注，安能回之？其失大抵气置温柔敦厚之懿，而过务抑扬；辞谢和平丽则之典，而颛为诘激。梗隔生硬，矜持跋扈，回驾王涂，并驱霸域，正与诗法背戾，而彼且自任宗门。斯实人间诗道之一变也。有如《诗》《书》二经，皆元圣作迷，而其体自殊。《三百篇》者，不著忠孝清贞等语，而所蓄甚至，所劝惩者转深，与百篇诰谟本体不同乃尔。故曰诗忌议论。而宋诗特以议论为高，大率以牙驵评较为儒，嚣讼哗讦为典，眩耀怒骂为咏歌。此宋人态也，故于诗而并具之。
盖诗自唐后，大厄于宋，始变终坏，回视赧颜，虽前所论文变于宋，而亦不若诗之甚也。可谓《三百》之后，千年诗道，至此而灭亡矣，故以为死。
又曰：宋人有一种言语，所谓诗话者，恶而且繁，就中名公数端，如涑水、公父一二之外，诪张为幻，为叙说评骘及佞杜者，总可收拾千编，付之一炬。
又曰：论者又或以宋可并唐，至有谓过唐者，如刘因、方回、元好问辈不一，及后来暗陋吠声，附和之徒，皆村学婴童，肆姿狂语，无足深究。[51]
这里，对宋诗连同宋人诗话的否定是相当彻底的，偏激的排击代替了理性的判别，然这也正表露了作者对宋诗的厌弃态度。在祝允明看来，对比唐诗，宋诗的陋劣无容分辩，也因此将诗道引向了灭亡的境地，所以，认为宋诗可与唐诗并置甚至超越之的说法，根本无从谈起。他在为沈周所作的《刻沈石田诗序》中也指出，“唐人以诗为学为仕，风声大同，情性略近。其间李、杜数子杰出，然而格有髙下，音非辽绝，犹十五国各为一风，可按辞而知地，唐亦然尔，斯其美也”，“宋劣于唐居然已”，“或以宋可与唐同科，至有谓过之者，吾不知其何谓也，犹不能服区区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后世哉”[52]？可以看出，祝允明对宋诗的指斥，实际涉及诗歌表现艺术的问题，其中“诗忌议论”之说，概括了他针对诗歌一体之表现的基本原则。他以为，追溯起来如同为儒学经典的《诗经》和《尚书》，已是“其体自殊”，前者在表现上“所蓄甚至”，注重的是一种蕴藉深厚的传达，自和后者作为诰谟的《尚书》不同，而宋诗“以议论为高”则犯了诗之为诗致命的忌讳，与诗歌一体特定的表现原则相违背。同样可以看出，祝允明如此指斥宋诗的缺失，也更多在申张严羽《沧浪诗话》批评“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53]的论调，难怪他认为，比较“诸家评骘，枉戾百端”，而“严羽之谈，微为可取”[54]，对严氏论诗显然另眼相看，只不过和严羽于“近代之诗”尚声称“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55]的立场相比，祝允明提出的“千年诗道，至此而灭亡矣”的宋诗定位，无疑更为极端。
推究起来，体现在祝允明身上这种强烈的反宋诗倾向，实和他决绝的反宋学立场紧密相连。其《学坏于宋论》对宋代学术作如是说：“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经业自汉儒讫于唐，或师弟子授受，或朋友讲习，或闭户穷讨，敷布演绎，难疑订讹，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废之，或用为己说，或稍援它人，皆当时党类吾不如，果无先人一义一理乎？亦可谓厚诬之。甚矣，其谋深而力悍，能令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迄数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56]这主要是就经业的变化趋势来说的，认为时至宋代，学风为之大变，趋于专断、悍横与强势，不但破坏了汉唐的学术传统，而且极大影响了后世学者，使之沉溺不悟，贻患经业。也鉴于此，他在《贡举私议》中又针对当时科试程文不重古注疏而渐重宋儒注疏的倾向，表达忧虑和质疑：“诸经笺解传释，今古浩穰。然自昔注疏一定，似有要归，本朝惠制《大全书》，俾学者遵守，亦未尝禁使勿观古注疏诸家也。今习之既久，至或有不知人间有所谓注疏者，愚恐愈久而古昔传经家之旨益至泯灭，故以为宜令学者兼习注疏，而宋儒之后为说附和者，不必专主为便。”并以为程文“论题宜简于性理道学，而多论政术人才等事为便”。按其意思，宋人学术特别是其从事的“道统性理之学”[57]，违离了古昔“祖宗”的传统，专横独断的习气，制造了更多负面的效应，以至阻碍文人学者的自主思考，助长“随其步趋”的思维惰性。同时，宋人的这种学风也影响到诗歌领域，“于诗而并具之”，故有“牙驵评较”“嚣讼哗讦”“眩耀怒骂”种种之态的显露。要之，祝允明极力排击宋诗，一方面说明他注重诗歌一体的表现艺术，故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指摘宋诗“特以议论为高”的严重缺失；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深层的，在于他从学术思想的层面，将宋诗视作受到宋学侵蚀的一块不净的领地，将反宋诗纳入他整个反宋学的体系之中。
前已指出，唐代诗歌是祝允明重点关注的目标之一，被其赋予了“诗道之能事毕矣”的美誉，不过，其中作为唐诗大家的杜甫因受到祝氏严厉批评而成为例外。话题是从李白与杜甫究竟以何者为冠开始的，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中提出，“称诗不可以杜甫为冠”，“李白应为唐诗之首”，后者“才调清举”，“于唐固当独步，非谓更无及之者”，然而“他士不能体体皆善，不能篇篇悉美，不能句句字字尽嘉，而公（指李白）能之”，“故不谓都无一人比肩，要总归于万夫之首矣”。但这样的分辨，似乎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李杜诗歌的比较，其目的主要为了全面否定杜甫在唐代乃至整个诗歌史上的地位，而以李白作参比则更多被当作了批评杜诗的一种策略，观祝氏所论，反驳“谀杜者”“极推者”为其评述杜诗的一项主要任务：
凡谀杜者，不啻千喙，姑按其说而察辨之，岂不得其情乎？以其为苍古也，非苍古也，村野之苍古也；以为典雅也，非典雅也，椎鲁之典雅也；以为豪雄也，非豪雄也，粗狂悍憨之豪雄也。又以为百体咸备，尽掩昔贤，何其狂言之斯与？昔贤多有具体而微者，然且冲退坚守，每以其最长者为定形，而姿态横生，时自出之，乌有若甫之偏堕自用，可为万羽之凤兮者乎哉？殊涂百虑，森森众妙，试谛诠之，甫也果何有哉？其极推者，以为忠义积发，度越诸子。是则未议辞体，别以理义论也。然而忠则信有之矣，忠蕴于胸臆，声形于颊舌，固当若是嚣呼诟怼，若捐家委命、强驱赴敌之悍卒然耶？风雅之中，人伦万变，至忠至孝，至义至烈，百意千情，无不有之，而夷视其辞，大帅渊雅，所谓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甫也诗才独步千载，何独不能知诗教本旨如是？抑知而不能从耶？诗当温而甫厉，尚柔而甫猛，宜敦而甫讦，务厚而甫露，乃是最不善诗、戾诗之教者，何以反推而倒置之与？
这不只是从诗歌艺术审美的角度，贬抑杜诗“村野”“椎鲁”“粗狂悍憨”及“偏堕自用”之失，而且上升至诗教的层面，指摘杜诗违背温柔敦厚的教示精神和意义，而后者与其说是为了阐扬传统诗教的本旨，不如说是意在加大批评杜甫“最不善诗”的力度。自宋代以来，尊杜渐为普遍，杜诗的典范意义愈益显突。从本质上说，祝允明如此訾病杜甫，固然和他不满杜诗的表现风格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是出于针对宋人多以杜甫相标榜的尊杜行为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有意颠覆为宋人所尊奉的典范目标，可以发现，祝允明在批评杜甫之际多连及宋人的佞杜问题。如他表示，自韩愈、元稹或将杜“与李并立”，或“遗李独推”，到了宋人那里佞杜之风愈盛，对后人侵染转深：“迨至宋人，昧眼揉思，曲词强谄，转入鄙陋。若侏儒从齐景以弄鲁侯，荆人僭王呼以登五伯，征实定名，畴其予之？奈何来者之不竞，而随人共拜贾竖之尘乎？以李度婢，双跱为一室之栋，犹恐白隆而甫挠，矧欲并置长庚，孤植饭颗。”又指出：“由变故以来，凡其自谓独尊杜而痛法之者，正是其失，执而不回，且亦未尝果皆甫也。向令舍杜而他从，如太白等辈，虽不能及，犹唐遗韵也，学杜而劣，因成斯状，诸丑遂呈，不可观已。”[58]由此，祝允明批评杜诗的口吻中不时透出攻讦宋人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决绝的反宋诗乃至反宋学的立场，令他转而向为宋人推尊的杜诗发出强烈的质疑。故而，对于杜甫“最不善诗、戾诗之教者”的极端判词，与他“诗死于宋”“学坏于宋”的非理性评断，应置于同一层面来加以看待。
综上可以看出，祝允明等吴中诸士涉及诗歌宗尚问题的主张各有差异，无法统合到相对单一、固定的一个范围。导致如此情形的发生，一方面，诸士之间虽有交酬，甚至共同致力于古文词的研习，但还只是属于同一地域一种松散的文人聚集，并未提出标立宗派的明确主张，故也难免造成在诗学观念上的驳杂。[59]另一方面，大体而言，吴中诸士尤其在自身知识系统的建构上表现出相对自由、活跃的特点，这和该地区自昔以来“不独名卿材士大夫之述作煊赫流著，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乏绝”[60]的相对深厚而开放的人文环境有关，祝允明等人于弘治之初“倡为古文辞”，包括他们对于受到经术冲击的诗道的张扬，本身也带有冲破时俗的意味，表明他们在更多情况下根据自身的识见和趣味，来选择修习的途径。如文徵明自述当初好为古文词，“一时曹耦莫不非笑之，以为狂；其不以为狂者，则以为矫、为迂”，而文氏“不以为然”，“用是排众议，为之不顾”[61]。同样，他们在诗歌宗尚问题上各自申张，不求共趋一途，也显示诸士不愿随众追俗的独立心向，犹如祝允明在批评盲目尊杜者时所言，“人不肯以平心观，以天性概，以定志审，以实学验之焉。譬诸蠢夫，或过公府，见其门堂高大，便谓极贵，不知其中何主者也”[62]。其不拘于时俗所尚的诗学态度，由此可见一端。这从一个侧面，也代表着此际吴中文士在知识接受上的一种自主倾向。
（作者：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释】
[1]文徵明《大川遗稿序》，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补辑卷十九，下册，第1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文徵明《题希哲手稿》，《文徵明集》（增订本）卷二十三，中册，第554页。
[3]陆粲《仙华集后序》，《陆子馀集》，明嘉靖刻本。
[4]《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高启传》，第24册，第732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5]“北郭十友”成员称说不尽相同，参见刘廷乾《“北郭十友”考辨》，《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6]《戒庵文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十九年（1540）靳懋仁刻本，集部第45册。
[7]《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第3册，第1019—1020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8]马中锡《赠陈司训序》，《东田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甘陵贾棠刻本，集部第41册。
[9]《松筹堂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金氏文瑞楼钞本，集部第43册。
[10]《文徵明集》（增订本）续辑卷下，下册，第1611—1612页。
[11]参见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第132—137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12]《答人劝试甲科书》，《祝氏集略》卷十二，明嘉靖刻本。
[13]《答张天赋秀才书》，《祝氏集略》卷十二。
[14]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增订本）附录二，下册，第1723页。
[15]《上守溪先生书》，《文徵明集》（增订本）卷二十五，中册，第571—572页。
[16]彭时《刘忠愍公文集序》，《彭文宪公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五年（1666）彭志桢刻本，集部第35册。
[17]姚镆《广西乡试录序》，《东泉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清修本，集部第46册。
[18]《文徵明集》（增订本）补辑卷十九，下册，第1228—1229页。
[19]《宋学士文集》卷五十五，《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刻本。
[20]《宋学士文集》卷六十六。(https://www.daowen.com)
[21]《彭文宪公集》卷三。
[22]《文徵明集》（增订本）卷十七，上册，第467—468页。
[23]《祝子罪知录》卷九，《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第1122册。
[24]《匏翁家藏集序》，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三卷，第58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25]《春雨堂稿序》，《李东阳集》，第三卷，第37页。
[26]《祝子罪知录》卷九。
[27]《诗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8]《祝子罪知录》卷八。
[29]《祝子罪知录》卷九。
[30]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二卷，第11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31]《明太祖实录》卷四十，第2册，第810—811页。
[32]文徵明《大川遗稿序》，《文徵明集》（增订本）补辑卷十九，下册，第1219页。
[33]文徵明《上守溪先生书》，《文徵明集》（增订本）卷二十五，上册，第571页。
[34]《野航诗稿序》，朱存理《野航诗稿》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1册。
[35]《祝氏集略》卷十二。
[36]《西村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9册。
[37]以上引文见《松筹堂集》卷四。
[38]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44—134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9]《南濠居士诗话序》，《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41页。
[40]《李户部诗》，《南濠居士文跋》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第922册。
[41]《南濠诗话》：“沈先生启南，以诗豪名海内，而其咏物尤妙。予少尝学诗先生，记其数联……皆清新雄健，不拘拘题目，而亦不离乎题目，兹其所以为妙也。”（《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61—1362页。）
[42]《文徵明集》（增订本）卷二十五，中册，第583页。
[43]《静志居诗话》卷九，上册，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44]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增订本）附录二，下册，第1723页。
[45]《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第23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46]《文徵明集》（增订本）续辑卷下，下册，第1693页。
[47]《文徵明集》（增订本）附录二，下册，第1726页。
[48]《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明万历刻本。
[49]以上引文见《祝子罪知录》卷九。
[50]《五言古诗叙目》，《唐诗品汇》，上册，第51页，影印明汪宗尼校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1]《祝子罪知录》卷九。
[52]《祝氏集略》卷二十四。
[53]《诗辨》，《沧浪诗话校释》，第26页。
[54]《祝子罪知录》卷九。
[55]《诗辨》，《沧浪诗话校释》，第26页。
[56]《祝氏集略》卷十。
[57]《祝氏集略》卷十一。
[58]以上引文见《祝子罪知录》卷九。
[59]参见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第1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0]陆粲《仙华集后序》，《陆子馀集》，明嘉靖刻本。
[61]《上守谿先生书》，《文徵明集》（增订本）卷二十五，第571—572页。
[62]《祝子罪知录》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