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维”与“章句”：诗文异别的辨析
如果说，文徵明等人对“诗之道日以不竞”的疑虑，显示尤其是面向经术冲击诗赋的格局而表达申张诗道的诉求，那么，像祝允明对诗文异别所展开的辨析，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关注诗道的立场。
祝氏在他的《祝子罪知录》一书中，集中谈及诗文异别的问题，其曰：
说曰：棼然谈诗，驰虚置实，高翔莽荡之域，卑寻句字之始，上辄四始六义，下乃溺宋漂元。不知即物平求，则难易自形，胜劣斯见，师友爱在，从违弗迷也。且夫展性情，叙事为，发理道，敷政教，彰风俗，体物象，帅存乎言。言者，或散维而称文，或章句而谓诗。文也者，丰约逐宜，延趣随赋；平转不定音，尾绝无必韵；觚翰信发，篇章自从。诗也者，彼定门堂，我循阶屏；用永以和声，求声而和律；义博者束之，情纡者申之；微者著之，露者沈之；口迩而襟遐，发此而存彼；或条遂以畅旨，或潜伏以含味；其趣无穷，其词有度。大抵须用局语以苞泛怀，务令匀意以就成格。斯则诗之难于文，岂非决定者乎？不然，则丑劣校然，其病百出。故文之为体，有百其门；诗虽数形，率一等尔。[23]
诗与文作为不同文体，在表现体制上自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成为分辨它们各自体制特征的一个判别基础。曾明确强调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24]的李东阳，在辨别诗文不同体式规制时即表示：“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虽律之与度，未始不通，而其规制，则判而不舍。”[25]这说明，诗与文在表现体制上迥然有别，较之文基于铺张的叙写格局，“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赋予作者相对自由的挥发空间，诗则具有“高下长短之节”，体制上的限约比较严格，二者之间不可混同。参比李东阳的上述说明，祝允明辨析“散维”之文和“章句”之诗的意识显得更为强烈，区分二者的界限也更为详明。依其所见，概括地说，诗者“其趣无穷，其词有度”，文者“丰约逐宜，延趣随赋”，前者和后者相比，因为体式规制的限定相对严饬，而同时又要求传达特定的“旨”“味”，即以“有度”之“词”表现“无穷”之“趣”，所以归结起来，“诗之难于文，岂非决定者乎”？顺着这一理路，祝允明进一步提出：“暨乎劣陋蹇滞之患，诗文固均；至若精微神妙之境，二者亦共，而诗特最焉。”就此，他着重比较了诗与文在体现“精微神妙之境”上的同中之异：
盖文之所谓妙者，潜操杼轴，忽树城隍。或众繁而我乃约，蹙百语于片言，令望压万夫；或皆直而吾更迂，铺浅说于弘观，使烂盈众目。虽绳尺之不逾，终边幅之不限，亦终易耳。诗则寓词逾缩，写心逾辽，假以成章之一篇，将罄欲言之诸意。则必文包百之，诗千之；文包洫之，诗海之；文包云之，诗天之。务须陶汰煎融，乃得砂穷宝露，金之铣也，玉之瑜也。鬼既骇人，越鬼而神，神且妙万，超神而帝。口死而心活，辞往而意留，讽阕而襟冥，气作而机敏。至哉诗道，本自乃尔，则匪凭虚之谓也。[26](https://www.daowen.com)
这意味着，诗相比于文，体式规制上的有限性和意蕴表现的丰富性，大大增加了它结撰的难度，然正是这种体制之有限与意蕴之丰富之间形成的张力，使诗更能展示特定的艺术魅力，在趋向“精微神妙之境”上蕴含更大的优势。祝允明这番针对诗文异别的辨析，实也并非纯属发前人所未发之独见，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即推崇“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27]，向来为人所熟知，其倾向诗歌借“有尽”之“言”表现“无穷”之“意”以凸显“兴趣”，涉及诗歌有限体制与丰富意蕴之间营造出来的韵味。而祝允明定义诗歌“其趣无穷，其词有度”以及“寓词逾缩，写心逾辽，假以成章之一篇，将罄欲言之诸意”云云，即使不是直接从严羽之论中化出，也多少与其阐述的旨意有几分神似。尽管如此，这同样代表着祝允明对诗歌表现体制和审美特性的自我认知，以及由此透出的对诗道本身的重视。
同时，在祝允明看来，诗歌的体式规制也决定了它和文相比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如文“矩矱坟丘，规抚礼乐，倚拟繇彖，肖貌《春秋》，莫不经师睎圣，信而述之”，因而“或有作焉，开门创目，颇建显标，厥亦寻踪履景，少异步趋云尔”，由是“文制百涂，文流千辈，乌有外数圣、绝数经，而旷世他立者与”？说明文纵有各样的体制和历时的变化，不脱述圣传经的基本书写格局。在这方面，祝允明还特别强调六经对于文的统辖作用，指出“夫子之世，群言胶，旧典混淆，子乃芟刈条绪，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键枢治教者，毕集于兹，而为文之体要貌态，亦斯咸备”，“六经而后，百氏递兴，虽其理有粹庞，而辞无别致，总厥大归，无越乎宣父之六编者矣”[28]，认为文与六经关系密切，无论是“键枢治教”还是“体要貌态”，都可从六经中寻索其源。比较之下，诗则“虽权舆乎四始，忽改玉于诸英”，与文的情形有所不同，如祝允明就此表示：
今之五言也，乐府也，五七言长短歌行也，律之五言也、七言也，五六七言之绝句也，居然异也。义祖《三百》而体实别也；非差列之别，大都别也。然且五言不侵于歌行，乐府无犯乎律绝，别复别也，通之终无假乎《三百》，咸自始也。非句言之别，模范声音、韵尾度态、情致调局，种殊件各，不可溷也。故其为五言也，若昔无《三百》也；为乐府也，如无五言也。递而下之，皆然也。渐出于时，各立人壤，智作巧述，杰然为家。噫嘻士乎，谁非根圣源经？然而文能小出，诗乃大更，风行物表，诗达经外。[29]
关于诗文与儒学经典的联系，李东阳曾从体式规制的角度，对各自的关系略有察析，其《镜川先生诗集序》的如下表述即具代表性：“《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后之文皆出诸经。而所谓诗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声韵，例以格式，名虽同而体尚亦各异。”[30]这表示说，后世之文以其“皆出诸经”，同经典之间的关系自然密切，但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和诸经虽为“同名”却“体异”，较之其他经典在体式规制上已有差别。这意味着，其追溯至《诗经》，将诗歌和其他经典从渊源上作了体制的区隔。与李东阳相比，祝允明主张诗相较于文而自立于经外的倾向更为明确，他进一步从分别各式诗体居然相异的特点入手，指出五古、乐府、歌行、律诗、绝句等不同诗体在体制上互不混淆，各自独立，即使是“义祖”诗歌经典文本《诗经》，其“体”则彼此有别。如此，从祝氏声明诗相较于文“虽权舆乎四始，忽改玉于诸英”的命题来看，其显然并非单纯从梳理各式诗体“种殊件各”的差异着眼，而同时为了着重说明“诗达经外”的体制上的独立意义，在他看来，这也是诗文异别的重要特征。
祝允明有关诗文异别的辨析，看上去近于一种诗文体制常识的说明，似乎并未提供更多新异之独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它重在申明诗歌在体制上的独特规定性，以及优于文而表现“精微神妙之境”的审美要求。应该看到，在当时“经术兴，诗赋革”的背景下，在文章已被寄予“通道理、明世务”[31]实用价值而成为承担更多政治功能的强势文体的情形下，祝允明分别诗文的体制特征，强调诗歌本身在艺术表现上具有的优越性和自主性，无疑从中表露了一己之识力，客观上对于维护和拓张诗道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