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于古人，主于一己
弘治之初，祝允明等人因彼此志趣投合，一同“倡为古文辞”[32]，交酬之际“相与赋诗缀文”，“然欲追古人及之”[33]。这一举措，自然凸显了祝氏等吴中诸士崇尚古典诗文的文学立场。接受古典文化资源，对历史上很多崇古者来说，不只是出于倾心古雅传统的嗜好，同时往往因为不满足于当下之格局，在古今比照之际转向古典资源的接引。祝允明等吴中诸士同样不例外，这方面也体现在他们对古今诗歌领域的比较。
祝允明序友人朱存理《野航诗稿》指出：
古人为诗，趋适既卓而涵量又充，其命题发思，类有所主，虽微篇短句，未尝无词组新特。今人之诗，自数家外，能者甚众，佳篇亦未尝乏，而求其合作者则殊鲜焉。余尝究之，盖其率有二等，而其病之所在则有四。其率也，守分者多疲辞腐韵，无天然之态，如东邻乞一裙，北舍觅一领，错杂装缀，识者可指而目之曰，此东邻裾也，此北户领也，是可谓之陋；绚质者多儇唇利口，无敦厚之气，如丹青涂花，伶人装女，苟悦俗目，不胜研核，是可谓之浮。陋也浮也，皆非诗道，与古背驰，无惑乎其不合作也。至其所谓四病，则趣识凡近，蹇步苟止，望不出檐外，行不越户限。篇句之就，如货劵公牒，颛颛焉不敢超夐常状之一二，抑又柢蕴寒薄，一取便竭，言梅必着和羮，道鹤不脱九皋。至其命题发思，往往苟欲娱人，不由己主，且多为俚题恶目之所萦绕。号别纵横，居扁龌龊，庆生挽死，妄颂缪哀。大扺生纽性情，趁人道路，况其摹仿师法，泄迩忘远，只知绳武云仍，不肯想象宗祖。呜呼，以二率为之岐途，而四病根乎其衷，则何怪乎古诗之不复见哉！[34]
作者比较古人和今人之诗，指擿后者存在“二率”“四病”，与古诗精神相背离，不仅道出他对诗坛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也提示古人之诗在诸如“命题发思”以及“趋适”“涵量”等方面堪为楷范的意义。而他批评今人之诗的缺亏，无论是薄其“陋也浮也”之下丧失“天然之态”与“敦厚之气”，抑或斥其“趣识凡近”“柢蕴寒薄”，以及“苟欲娱人，不由己主”，“生纽性情，趁人道路”，总合起来，着重指向的是它们一己之性情、识力、蕴积之沦丧，以及相应导致的鄙俗装缀、平庸浅薄之缺陷。又从祝允明的表述中可以见出，法于古人和主于一己是一个并立的概念，也即在他眼中，今人之诗所缺少的，恰恰是古人之诗所具备的，故以为今人之诗“二率”“四病”的滋长，终使古人之诗不得“复见”。这也表明，体认诗家一己精神之发抒，成为祝允明推尚古诗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目标。事实上，关于如何主于一己的问题，祝允明不啻针对诗歌而言，其于文章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如他在《答张天赋秀才书》中申述，“大都欲务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语，偎人脚汗，不能自得；得而不能透者。心奴于耳目者也”。为此，他还为人指点文章学古取法的等第绪次：“观宋人文，无若观唐文；观唐，无若观六朝晋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极乎六籍。”以为“审能尔，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为文弗高者，未之有也”[35]。这表示，为文“自得”或“心奴耳目”至关紧要，而要臻于此境，确立适当的取法目标同样重要。由是返观祝氏以上比较古今诗歌之见，不难体察到他在诗文创作包括学古取法上秉持的一种彼此兼容的基本理念。
再来看杨循吉的相关论说。杨氏虽未直接参与弘治之初祝允明等人倡起的古文词活动，但也不失为一位好古之士，史鉴《读杨君谦古乐府》诗慨叹“去古日已远，雅乐久沉沦”，而谓杨循吉，“杨君媚学子，高志故不群。一闻世俗音，谓非吾所湛。冥心太古初，识乐得其真”[36]。从中可见其生平趣尚之一端。杨氏曾经在《苏氏滇游吟集序》中指出：(https://www.daowen.com)
作诗用古人法，说自己意，命所见事，如此而后诗道备矣。然是三能无先后次第，得则皆得之，如华严楼阁，一启扃钥，斯重重悉见也。此在学者着力读书，聚材积料，如恒人务衣食，日日不忘，而又能不以揠助成功，听其自化，则其至境界不难矣。至则纵横变化，皆得三昧，无一事非诗，所谓我欲诗斯诗立矣。于是乎或自成一家，或幻为诸家，出口触笔，岂欲不随我者哉？
这段表述，围绕作诗之法着重说明了如下两点：一是须取资于古，即所谓“用古人法”，这也可说是杨氏重视学古取法意识的某种显示。二是须表现诗人自我之经验，即所谓“说自己意，命所见事”，其与前者一起，构成“诗道”之“备”的重要环节。如此，作者不仅需要用心习学积累，还需要自然加以融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杨循吉强调学古取法，但他同时又特别对执泥于古人的作法保持高度的戒备，他曾为吴人朱应辰选编诗集，在为该集所撰序中即提出：“予观诗不以格律体裁为论，惟求能直吐胸怀，实淑景象，读之可以谕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斯定为好诗。其他饾饤攒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学生者，虽千篇万卷，粉饰备至，亦木偶之假线索以举动者耳，吾无取焉。大抵景物不穷，人事随变，位置迁易，在在成状，古人岂能道尽，不可置语，清篇秀句，目中竞列，特患吟哦不到耳。”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这可以说是对“用古人法”的一种制衡，意味着主张学古而又不可受制于古，也意味着在法于古人和主于一己二者之间，后者似乎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直吐胸怀，实淑景象”乃被当作判别“好诗”的重要标准。在杨循吉看来，由于“人事随变，位置迁易”，景物人事随时间的推移而变迁，所以，与古典资源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相比，经历变化发展的当下资源，则赋予自我经验以充分的开掘空间。他在《游虎丘寺诗序》中也指出：“盖天下之事所以假焉以久者，文字而已矣，虽古豪杰之士，其所就功业，奇伟惊世，未有不借焉者也。盖有之，则所谓奇且伟者不忘矣。而山林之间相与游从以为乐者，其意真，其言肆，无献谀避讳之咎，而有输写倾倒之乐。故其言尤为易传，而游者不敢不图也。”此序主要从“游”的角度，有意说明“惟骚人墨士所至，则必有语言之留，而其游也，得与其文字久近之势相为不朽”，是以其“与众人之游者异矣”。而序者同时认为，那些游乐于山林之间的骚人墨士，其所为游诗更显“意真”“言肆”，侧重基于作者自我经验的一己真切性情之表露，因此它们也更易于流传。与此相关，杨循吉在《感楼集序》中还谈及作诗“触”以臻于“妙”的问题：
诗在精不在多，在专不在备，诚以其道之难尽故也。有唐氏之世，诗莫盛焉，然自数大家外，其馀诸公之集编，或局于一体，简有止于数篇，此岂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诗之难为，不必多与备也。故其时诗人量力尽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于千载之下者以此。大抵诗在天地间，实艺之至精者，其工可为，其妙不可为也。妙在触则情感，故其句美，虽善诗者莫能自知之。是以求好诗，必有所俟，俟于事之触，境之触，无故之触也。不触则不可以举笔就题而浪为。然则虽欲其多且备，又乌能多且备也。[37]
据此，作为体现诗歌“艺之至精”的重要标志，不在于“工”而在于“妙”，“工”可以人为，“妙”则无法借助人为来实现；“妙”的意义构成，指向诗人“触”而兴“感”，指向诗人自我经验的自然呈现，由“触”而“感”，“感”而成“句”，终达美妙之境地，是为“好诗”。联系起来看，这还属杨循吉所申明的诸如“说自己意，命所见事”“直吐胸怀，实淑景象”意思的另一番表述。
要之，汲取古典资源被祝允明等人更多视为超离诗坛俗态的一条有效径路，这从以上特别如祝氏比较古今诗歌领域的陈述中已可见出，所以学古取法为他们所明确主张。另一方面，在取资古人之际，如何借以表现自我经验而不至沦没，凸显一己精神之发抒的合理地位，也成为他们勉力申述的一个重点，这既显示了其以此与学古取法之间维持某种制衡关系的用意，也表明了其将诗歌表现的重心落实在基于自我经验的一己所持之“意”和所见之“事”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