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明文义而失校
《歧路灯》异文，有些只是措辞不同，文义不变，有些虽只一两个字的不同，却有着十分微妙而重要的文义差异，不可不辨。
34.孝移因向绍衣道：“我今日竟得南归，一者族姓聚会，二者你兄弟南来，未免蓬麻可望。”绍衣道：“叔叔回来不难。合族义塾，便是大叔这一房的宅院……”（1—8）
按：“竟得南归”，清抄本、齐鲁本作“竟欲南归”，当据以改正。孝移所言，非是感慨此番南归探亲的不易（“竟得[dé]南归”），亦非强调南归的必要性（“竟得[děi]南归”），而是因为“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远近左右，声彻一村”，深受触动，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好的读书成长的环境，临时产生了移家南归的想法（“竟欲南归”）。
35.潜斋道：“耘老与孝移相与何如？”耘轩道：“盟心之友，连我与程老都是一样的。”（4—35）
按：“盟心之友”当从清抄本作“盟心之交”。《歧路灯》有“性命之交”（10—115）、“生死之交”（12—134）、“君子之交……小人之交……”（18—191）、“一面之交”（33—307）、“道义之交”（38—352）、“势利之交”（104—968），等等。潜斋问“相与何如”，即“相交何如”，故答以“……之交”。
又，清抄本“连我与老程都是一样的”，“我”字被点去，旁加“你”字，显然应读为“连你与老程都是一样的”。在座四人，潜斋问及耘轩与孝移交情，耘轩的回答，意思是说他与其他三人，包括谭孝移、娄潜斋、程嵩淑，都是盟心之交。栾校本作“连我与程老”，排除掉了潜斋，不妥。齐鲁本作“连你我与老程”，不知“我”已被点去，亦不妥。
36.乔龄道：“今科进场，你与令弟俱是《五经》么？”程嵩淑笑道：“榜已张了两个月，老师忽然下问及此，恐是礼部磨勘败卷，要中这落第的秀才么？”（7—79）
按：“恐是”当从清抄本作“想是”。“想是”=“想必是”，语气肯定，却并不当真，与开玩笑的口吻正相适应。“恐是”=“恐怕是”，语气犹疑，却有认真的意思。现代汉语“想必”一词的意思，在《歧路灯》中往往用“想”一个字来表示，例如第七回：“他还说他要著一部《五经正解》哩。如今中了举，想就顾不得著书了。”（7—80）第十回：“内中有位冯道长讳恩者，为人忠正，天下闻名，老兄想也是知道的，所言尤为直切，独被遣戍。”（10—106）第十一回：“二人说不几句，只见孝移眉目蹙然，想是作楚之甚。”（11—123）第十七回：“希侨道：‘谭贤弟，你一定要回去，想是怕盛价？’”（17—174）
37.学院又叫来登榜者，说道：“你们场完时，五人俱拨府学。”（7—82）
按：栾校本及齐鲁本皆作“来登榜”。应据清抄本作“未入榜”。据前文，“祥符等县申送默诵《五经》童生娄朴等共十四名”，“及考完，各县《五经》童生进了七人。其未入榜者，学院有拨入府学的话儿。”已进七人，则未进者亦七人。除去娄朴、谭绍闻二人，余下五人。所以学院口中的“五人俱拨入府学”，正对应上文“学院有拨入府学的话儿”。
38.孝移见情意恳切，说道：“明日径造，不敢有违。但这盛价老实过当，可称家有拙仆，是一乐也。”柏公道：“做官时原有一两个中用的，告休之后，他们自行投奔，另写荐帖，跟新官去了……”（9—93）
按：从情理和句法上来讲，都是“另讨荐帖”优长。听差“自行投奔”时向原主人“讨荐帖”，乃人之常情。若说是仆人自己“另写荐帖”，乖于事情；若说是主人“另写荐帖”，句法不顺。
39.柏公道：“俗之一字，人所难免。黄山谷曰：‘士夫俗，不可医。’士即读书而为仕者，夫即仕而为大夫者。这俗字全与农夫、匠役不相干。”（9—94）
按：“士即读书而为仕者，夫即仕而为大夫者”一句，清抄本作“士即读书而为士者，夫即读书而为大夫者”，齐鲁本作“士即读书而为仕者，夫即读书而为大夫者”。
“士夫”其实是“士大夫”的缩称。《唐六典》：“凡习学文武者为士。”士本来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特指文士，即读书人。士入仕为大夫，合称士大夫。比较清抄本与栾校本，可折中校为：“士即读书而为士者，夫即仕而为大夫者”。齐鲁本当改处未改，不当改处而改之。(https://www.daowen.com)
40.孝移再为致谢，因指匾上杨慎名字说道：“可惜这升庵先生，一个少年翰撰，将来位列台鼎，堂构前休，如今在云南受苦。或者将来圣恩赐还，也未定得。”（9—96）
按：“翰撰”似通而不通。杨慎“授翰林院修撰”，但是未见“翰林院修撰”缩称“翰撰”之例。当从清抄本作“翰选”。“翰选”类似“馆选”，即在翰林院担任清要之职。明代王肯堂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检讨，其父王樵与之书曰：“汝在三甲，上而官府，下而亲眷乡族，皆有侮心，一闻翰选，便又改容易貌。世态日陋一日，正可付之一笑。”
《歧路灯》在问世后的一百多年间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形成了极为庞杂的异文系统。虽说中国在抄本文献研究方面还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和方法，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抄本文献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可惜《歧路灯》的大多数抄本已在“文革”中被毁，我们今天已无法重建《歧路灯》的文本谱系。如今通行的栾校本并不是严格的科学校勘的产物，存在很多问题。西方校勘学的“取难不取易”“取短不取长”“取俗不取雅”等经验法则，为我们分析讨论栾校本和齐鲁书社校本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通过以上四十例异文取舍的讨论，我们认为，西方校勘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可以适用于中国文献的校勘整理，《歧路灯》文本需要在新的资料和理论方法条件下进行重新的校勘整理。
（作者：复旦大学古籍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本文为全国高校古委会立项课题“《歧路灯》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课题“西方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15YJA870013。
[2]参看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第一章：“写本文献学：一门亟待创立的新学问”，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3][美]杰罗姆·麦根《现代校勘学批判》，载《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254页。
[4]冯沅君标点，冯友兰校阅，《歧路灯》第一册（前二十六回），朴社，1927年。
[5]栾星《歧路灯》校勘说明，中州书画社，1980年。
[6]参看苏杰《〈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载《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
[7][英]L.D.雷诺兹、N.G.威尔逊《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8]引文据栾校本，括号内标注的是栾校本的回次与页码。
[9]苏杰《论〈歧路灯〉文本流传过程中的窜改》，载《薪火学刊》第二卷，201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10]汪维辉《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汉学研究》18卷2期，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