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7月15日，星期日

1827年7月15日，星期日

（曼佐尼、卡莱尔、福凯和世界文学）

今晚八点去见歌德，发现他刚从花园别墅回来。他一见我就嚷道：

“你快瞧瞧，那儿摆着什么！一部三卷本的小说，而且是谁写的？曼佐尼！”

我翻阅这些装帧精美的书，读了里边给歌德题的词。我说：

“曼佐尼很勤奋啊。”

“是的，是挺勤奋，”歌德应道。

“对曼佐尼我一无所知，”我说，“只是最近再读了一次他写给拿破仑的颂歌的翻译，对它高度赞赏。每一节都是一幅画！”

“你说得对，”歌德接过话头，“颂歌真是精彩。可你发现德国有谁评价过它吗？简直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然而它却是同类题材的诗歌中最好的一首。”(https://www.daowen.com)

歌德继续读英国报纸，我刚才进屋时把他给打断了。我拿起一卷卡莱尔翻译的德国小说集，而且刚好是选收有穆塞乌斯和福凯^[46]作品的那卷。这位通晓德国文学的英国人，他总是亲笔替自己的译作撰写序言，介绍作家的生平，批评作家的创作。我读他替福凯写的译序，很高兴地发现他写的福凯生平既富有见地又相当深刻，批评的立足点则表现出对这位广受爱戴的作家高度理解，以及对其文学贡献细致而冷静的洞察。这位聪明的英国人一会儿把咱们的福凯比作一位歌手的嗓音，说他尽管音域不宽只能唱几个音，但这不多的几个音却至纯至美。随后为了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卡莱尔又从教会找来比喻，说福凯在文学教会中尽管不占有大主教或其他高级教士的位置，只满足于当一名乡村神甫，但是虽说职位不高，他却表现优异。

在我读卡莱尔的这篇译序的时候，歌德自己退进他在后面的房间去了。他派用人来邀请我跟着也过去一下，我照办了。

“来我这儿坐一会儿，”他说，“咱们再谈一谈。这里也刚收到一部索福克勒斯的翻译，读起来挺好，看样子是很不错的；我想拿它跟索尔格的译文对照一下。喏，你对卡莱尔有什么说的？”

我告诉他我读了卡莱尔写福凯的那篇文章。

“是不是非常棒？”歌德问。

“是的，海峡那边也有一些了解和重视咱们的聪明人。”

“还有，”歌德继续说，“在其他专业里咱们德国人也有不少大家。我在《柏林年鉴》读到一篇某位历史学家关于施罗塞^[47]的评论，写得好极了。作者署名亨利希·勒奥^[48]，对他我一点没听说过，咱们必须打听出来。他站得比法国人还高，以历史的眼光看这就了不起。法国人过分执著于现实，有碍脑子进行思维；这位德国人呢在驰骋思想方面却全然无所拘束。对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他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人们总是对贵族制和民主制喋喋不休，其实是蛮简单：年轻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或者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就是民主主义者；可当我们在漫长的一生中获得了财富，那我们就不只希望确保这财产的安全，而且还希望我们的儿子孙子同样能安享我们这奋斗的成果。因此到了晚年，我们毫无例外都变成了贵族世袭制度的拥护者，尽管年轻的时候我们曾倾心于别的制度。勒奥的这一说法可谓真知灼见。

“在美学领域，我们的情形无疑最差劲儿不过；我们可以长久地等待，总会等到一个像卡莱尔那样的人。不过好在眼下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交往密切，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这就是世界文学带来的一大好处，这样的好处将越来越明显。卡莱尔写过一本席勒传，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席勒，相反却很难有一个德国人会给席勒这样的评价。另一方面，我们则对莎士比亚和拜伦了如指掌，也许比英国人自己更懂得珍视他们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