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4月6日，星期一
（名声并非微不足道；拿破仑何以受拥戴；德国人的个人自由观念）
歌德交给我一封埃贡·艾伯特[20]的信。席间我读了它，并因此感到快乐。我们说了许多称赞艾伯特和波希米亚的话，并怀念了曹伯尔教授。
“波希米亚是个特别的地方，”歌德说，“我经常喜欢待在那里。那儿文学家的素养里还包含某些纯净的成分，这在咱们北德已经开始变得稀罕了；这里每一个无赖都在写作，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伦理基础和高尚趣旨。”
歌德随后谈起埃贡·艾伯特最近的一首叙事诗；诗里写的是波希米亚还由妇女执掌统治权的过去，也即相传产生了亚马孙族女豪杰的那个时代。
这段谈话引出了另外一位写叙事诗的诗人。这个诗人据说为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报刊的好评，不惜花了许多的力气。
“这样的评论也确实这儿那儿地出现了，”歌德说。“可是一等后来《哈勒文学报》说了实话，道出了他那首诗的真正价值，其他报刊的溢美之词统统不起作用了。谁现在弄虚作假马上会被揭露，已不再是可以愚弄和误导广大读者的时代。”
“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对区区名声孜孜以求，”我说，“以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小伙子，”歌德回答，“名声可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啊。拿破仑为追求大名声，不是差点儿打碎半个世界吗？”
谈话出现了小小的间歇。随后歌德对我谈起一本写拿破仑的新书，他说：
“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由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诗人之手加之于拿破仑的美化和妄想，在此书可怕的真实面前统统烟消云散；可是英雄本身并未因此变得渺小，相反随着真实的增加而越发伟大。”
“拿破仑必定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我说，“因此见到他的人才会立刻投奔他，追随他，甘愿接受他的指挥。”
“他这个人当然出类拔萃，”歌德应道，“不过关键还在于，人们都确信在他的麾下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人们投奔拿破仑，就像投奔每一个能让他们产生同样信心的人。例如演员们投奔一位新的导演，就因为相信他能指导他们演一些好角色。这是个永远在重演的古老童话，人性生就如此。没有谁自愿为别人效力；可一当他知道为你效力也有益于自己，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效力。拿破仑对人有充分的认识，善于利用人的弱点。”
话题转向泽尔特，歌德说：
“你知道，泽尔特获得了普鲁士勋章。喏，现在他缺的可就是族徽啦！不过他已经有了一大群子女，完全有望繁衍出一个世代兴旺的大家族。因此他必须有一个族徽，以便奠定荣誉的基石。我也一时兴起，想替他设计一个。我写信告诉了他，他挺满意；只是他希望设计有一匹马。好吧，我回答，我就给你一匹马，不过是长翅膀的马。你转过身去，你背后摆着一张纸，纸上就是我用铅笔绘的草图。”
我拿起纸来看设计图。族徽给人以气派而庄严的印象，我不能不称赞他的创意。族徽下部是一排城墙的雉堞，暗示泽尔特早年是一名能干的泥瓦匠。一匹振翅的飞马从墙后腾空而起，向更高处翱翔，表明泽尔特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天才。族徽上部悬着一张七弦琴，琴的上方则有一颗象征艺术的明星闪耀，告诉世人，歌德的这位杰出朋友生逢其时，有着众多优越的条件，因而能名闻遐迩。族徽底下，则挂着普鲁士国王为表彰其丰功伟绩而授予泽尔特的那枚勋章。
“我已让法希乌斯[21]刻制成铜板，”歌德说，“会印一张出来送给你。这不挺好嘛，替自己的一位朋友设计族徽，就等于给他加封了贵族头衔！”
对这奇思妙想我们很是高兴，歌德立刻派人去法希乌斯那里取印刷件。
我们还在桌旁坐了一会儿，吃着美味的糕饼，饮了几杯陈年葡萄酒。歌德嘴里模糊不清地哼哼着什么。我又想起昨天他朗诵的诗，不觉念出声来：
你把我的家什弄得乱七八糟，(https://www.daowen.com)
想找什么我准会变成瞎子、疯子；
“我忘不了这首诗，”我说，“它太别致啦，绝妙地表现了爱情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混乱。”
“它让我们面对着一种迷茫状态。”歌德说。
“它给我的印象如同一幅油画，”我说，“一幅尼德兰油画。”
“是有点儿《好丈夫和好妻子》的味道。”歌德说。
“我正想这么讲，”我接过话头，“因为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幅苏格兰油画，奥斯塔德这件作品历历如在眼前。”
“不过奇怪的是两首诗都画不出来，”歌德说，“它们给人的印象犹如一幅画，能引起人类似于观画的情绪，可真画出来了却根本不像样子。”
“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讲，“说明诗歌不管多么接近绘画，但仍旧离不开自己的领地。这样的诗歌我再喜欢不过，它们既富有形象，又令人感动。可您怎么能产生这样的感觉，我几乎想不通；这首诗就像来自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
“我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歌德说，“也讲不清楚怎么写成了它；我们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
“这首诗还有一点特别，”我说，“就是我常常觉得它像押了韵似的，实际却没押韵。怎么会这样呢？”
“原因在节奏，”歌德回答，“每一行诗都有一个引导音节，然后就以扬抑格的格律向前推进，临近结尾却窜进来一个扬抑格，这就造成了特殊效果，产生了一种哀怨的味道。”说着歌德便抓起铅笔，进行了如下的音节划分：
V-V-V-V-V V-V
Von|meinem|breiten|Lager|bin ich ver|trieben.
我 被你 赶下 自己 开阔的 卧榻
我们讨论了一般的节奏问题，一致认为这类事情没法子考虑。歌德说：
“节奏产生于诗的情绪，无意识地。谁在写一首诗的时候刻意思考节奏，那他多半疯了，不会写出任何像样的东西。”
我等着取族徽拓印件回来，歌德便又谈起萨维尼[22]，说：
“我在继续读他的历史讲义，它们写得很是不错。今年的部分追溯到了公元八世纪。他的观点深邃、透辟，我还没见过哪个历史学家超过了他。有些人们想不到的事物，在他看来极为重要，因为是重大事件的根源。例如某些宗教观念的时兴对历史的影响，还有原罪说、恩典说、行善说等等赋予某些时代这样那样的特征，他都为我们追根溯源，详加论证。还有至今仍活着的罗马法，它尽管像一只潜入水里的鸭子时不时地不见了踪影，可却从未消失，总会活泼泼地再冒出来；我们看见他对罗马法也处理得很好，而且顺便还给了我们杰出的萨维尼充分的肯定。
“基佐论及古代高卢人[23]受其他民族影响时有关德国人的论述，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日耳曼人带给了我们个人自由的观念，’他说，‘这种观念首先为该民族所拥有。’这不是很对吗？他不是讲得完全正确？这种观念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宗教改革来源于此，大学生们在瓦特堡谋反闹事也来源此，聪明和愚蠢有同样的根源。还有咱们文学的五彩斑斓，咱们诗人一个个热衷独创，是人都以为必须独辟蹊径，恰似学者们也喜欢各立门户，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一切，盖源于此。相反，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团结得多，也惯于互相照顾。他们的穿着和举止即显示出某些一致性，生怕因标新立异而引人注目甚或招人耻笑。德国人却谁都各行其是，只顾满足自己，不问他人有何感觉，因为正如基佐正确指出的，人人头脑中都装着个人自由的观念；由这种观念，我刚才说了，既衍生出许多好思想，也滋长了许多怪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