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四清”运动
1962年，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只有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提出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随后，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以“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后，“四清”内容不再是“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分工”，而是转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也改为“四清”。
1962年12月15日至20日，上林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自治区第二届党代会精神以及南宁地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会人员约1000人。会议针对上林县当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就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道路教育问题作了部署。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形势教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阶级教育、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等。会后，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县、社、队各级干部带领工作队深入农村和厂矿，进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样，社教运动在全县的农村和厂矿、企业、学校及城镇手工业合作店组、小商贩中普遍开展。各地农村和厂矿、企业、学校及城镇手工业合作店组以党支部为单位，结合党组织整顿工作，组织基层干部学习、领会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有关国内外形势、阶级与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两条道路斗争等内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加深认识党在土改后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认真解决党内不良思想倾向以及许多地方出现的“单干风”等问题。各地农村党支部结合整党检查总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性，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好集体生产。到1963年2月初，冬季社教运动（又称“初步社教”运动）结束。这次初步社教运动，全县参加的群众10万多人，占成人总数90%，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普遍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受教育方面，全县县、区、社农村党员、干部共3723人（其中党员3001人次）受到教育；贫下中农成年人10万余人，受教育8万多人，占贫下中农成年人总数80%；在贯彻政策、处理具体问题方面，全县104个大队基本结束贯彻政策、处理具体问题，基本刹住了“单干风”；在开展阶级斗争方面，斗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近100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增强信心，积极带领广大群众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但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包产到户”当作“单干风”压下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为“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产生了严重影响。
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和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5月，中央制定并下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和“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
1963年5月15日至30日，上林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8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中南局、自治区党委、南宁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指示精神，接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各人对运动的认识。会议决定全县“社教”运动先在大丰、云温、三联、东春、拥军5个公社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面上“社教”运动全面铺开。9月初，县委又决定集中力量先搞大丰、三联2个公社试点，全县抽调99名干部组成“社教”试点工作队，平均每1个生产队有工作队员1人。试点工作分为几个阶段进行：一是对敌斗争，二是开展“四清”，三是处理公私矛盾。9月29日，县委召开大丰、三联2个公社“社教”试点三级干部训练会议，至10月23日结束，历时25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大丰、三联两个试点公社56个生产队的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共250人，其中党员56人、团员25人、公社干部11人、小队干部109人、原大队干部9人、根子对象92人（土改老根子22人）、工作队98人。干部训练会议要求：层层武装干部思想，提高他们对“社教”的认识，下定决心洗好“温水澡”，打好样板，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进一步物色、审查、培养根子对象，在队伍建设方面初步形成骨干核心；学习政策，相信政策，能按政策办事，懂得入村后的大体做法。干部训练会议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开展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第二步是丢包袱，洗“温水澡”；第三步是学习政策，划清界限，处理包袱；第四步是研究社教工作队入村做法。
12月下旬，县委根据南宁地委指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全县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进行部署。会议决定，全县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梅花点的铺开方法，即以大丰区作为重点，带动附近的几个公社，使面上的社教运动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相互促进。具体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扎根串连、组织阶级斗争，斗倒敌人；第二阶段是干部“洗手洗澡”，搞好“四清”，解决干群关系和公私关系问题。会议要求，全县党员领导干部要把社教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以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为骨干，从各部门、各单位、各公社、各生产队抽调人员组成社教工作队。同时强调，会后各区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要结合物色、审查、培养根子和苦主工作，提出根子和苦主基本条件，根子必须是贫下中农，一贯立场坚定、热爱集体、联系群众。苦主基本条件是苦大仇深，贫下中农世家，一贯参加劳动，深受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之苦，有代表性。区三级干部会议要做到：第一，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掀起两个高潮，即动员报告后组织讨论，掀起第一个揭盖高潮；进行诉苦回忆对比教育，掀起第二个揭盖子高潮。第二，领导要带头“洗手洗澡”，丢掉思想包袱，划清政治界限。第三，布置工作任务，研究好社教工作队进村工作的安排和做法。
大丰、三联2个公社“社教”试点，从1963年9月29日开始，到1964年3月2日试点结束。其间，针对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中的“四清”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公社干部在全公社贫下中农代表会上检查，大队干部在本大队社员会上检查，小队干部在本小队社员会上检查。整个试点历经训练干部，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开展“四清”，进行经济赔退，解决公私关系；制订生产规划，整顿组织四个阶段。据统计，经“四清”，需经济赔退的干部共有231名，赔退款额4180元；公私矛盾问题主要处理的是违犯多分自留地的、超过规定开荒的、部分土地分配到户的、经济作物包产到户的、自留人的（即家里留出劳动力不出集体工而搞家庭副业）和弃农经商的农村基层干部等。
1964年3月7日，上林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大丰、三联2个公社“社教”试点进行总结，同时宣布全县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启动。会议决定，全县农村面上“社教”“四清”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大丰区除大丰、三联2个公社外尚余的16个公社进行，第二批尚余的全县6个区同时全部铺开。会议决定，县委组建农村社教工作队进村指导，工作队从县直部门各单位、区、公社、大队干部中抽调组成。(https://www.daowen.com)
5月10日，全县面上“四清”运动第一批在大丰区铺开。至6月15日结束。运动期间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发动群众，训练干部，统一认识，“洗手洗澡”，放下包袱，建立组织，清账查账，揭发“四不清”；第二阶段是学习政策，划清界限，进行退赔，解决干群关系和公私关系问题；第三阶段是总结经验，建立和健全制度。
这次运动声势大，压力大，工作队级别高，有效地促进“四清”的展开：第一，一开始就势如破竹，锋芒直指农村社、队各级干部，重点解决干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四不清”；第二，县委工作队认真做好社、队各级干部的思想工作，要求做到自觉革命，自己丧失立场自己去端正，自己脱离群众自己去密切，自己经济不清自己清，把自觉向群众作检讨作为进步的表现、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现；第三，为了防止偏激行为，县委工作队认真做好贯彻农村社教运动“三宽三严”政策（即对过去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第四，县委工作队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第五，县委工作队在结论定性时，做到“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三允许”（允许犯错误的同志进行申辩或别人代为申辩；允许犯错误的同志补充交代问题或修正原来交代的事实；允许拿出证据，推翻原案或保留意见）。这样，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大丰区作为全县“四清”工作第一批铺开的地区。全区16个公社2040名干部，有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四不清”的1462人，占干部总数71.7%，“四不清”款项9.33万元，平均每人63.8元，其中属贪污的1.32万元、投机倒把3777元、挪用4.34万元、多吃多占7290元，赊销未还3526元、超支7823元、长期贷款未按期还的1.42万元。有的情节十分严重，如九龙公社文书杨某为了钱竟开具30多张证明给投机商人。通过“四清”运动，到6月15日止，“四不清”干部已经退赔的有1175人，退赔金额2.63万元，占应退赔数28%，其中已退赔完的有516人，占应退赔人数35%，退赔自行车9辆、缝纫机8架、手表5块，卖大猪49头。
1964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阶级斗争做了更加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自己手里，提出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为贯彻中央会议精神，上林县委决定，全县面上“四清”运动于6月至8月中旬全面铺开。县委强调，面上“四清”运动全面铺开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放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
全县面上“四清”运动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宣讲政策、发动群众。工作队与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选拔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发动他们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第二步是清经济，以公社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干部“下水”“放包袱”“洗手洗澡”“要求干部澄清思想，主动交代问题”。对群众揭发和干部交代的问题，由工作队、贫协和干部三结合进行查证核实。然后组织有多吃多占、贪污等经济问题的干部进行退赔。第三步是清政治，结合清经济进行。主要内容是“查证阶级成分，澄清阶级阵营”，评审“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区别对待。由于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出“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口号，县直干部中，81%的干部被认为犯有“四不清”错误，这些干部100%做了经济退赔。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三分之一受处分，其中26%被撤职，其他大、小队干部82%也做了经济退赔。第四步是进行组织建设和生产建设。组织建设以整党建党为中心，整顿健全党支部和共青团以及妇女、民兵组织，选配干部班子。
1965年1月，中央制定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在肯定干部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基础上，部分纠正了前期“四清”中一些“左”的做法，明确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二十三条”还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二十三条”还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2月后，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改为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秋，“四清”工作尚未结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内乱开始，县“四清”工作队受到造反派的揪斗，在这种情况下，“四清”工作队只好撤出。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宣布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上林和全国一样中止了“四清”运动。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间，一些干部对搞社会主义信心不足，对发展集体经济态度消极，少数干部甚至出现贪污盗窃、损公肥私、多吃多占的行为。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干部中这些不利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思想和作风。但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中国可能出现修正主义，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纠正了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的作风，打击了贪污盗窃分子，建立了一些生产管理制度，对解决干部歪风、生产的经营管理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对农村生产建设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参加社教运动的工作队员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密切了党群关系，又为基层单位和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同时，社教运动培养和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区、社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性质。特别是到1964年下半年，运动性质和方法都有了重大改变，以经济为主的“四清”转变为以政治为主的“四清”，尤其是到1965年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运动的重点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四不清”的干部当作“党内走资派”来批斗，把大批干部当作“走资派”对象来揭发，对许多小事或莫须有的事情无限地“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去认识”，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中断继续纠“左”的进程，把整风整社以来逐步形成的实事求是作风和干部群众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积极探索当成资本主义来进行批判，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在运动中纠正了某些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县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混乱。但是，“左”的倾向从此更加严重，政治上的“四清” 成了极左路线的产物，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