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三联生活周刊人致敬

时间过得真快，《三联生活周刊》转眼已是20岁的“大小伙子”了。要出20周年纪念集，朱伟要我写篇文章，阎琦又多次催稿。确实不怎么想写，不是没什么可说，只是不知说什么好。阎琦不依，说您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五年半，又兼周刊总编辑，不写的话，历史无法接续，再就是您任职期间是周刊发展的最高点，周刊为三联事业做出了贡献，难道在如何管理周刊方面就没有一些感悟？话已至此，不好推托，但说什么呢？阎琦说，说什么都行。只有遵命。

在提起笔的这一刻，我最想说的话是：我要向三联生活周刊人致敬，向这个群体致敬。

我要向周刊的记者们致敬。我任总编辑期间，曾两次带队出去采访，一次是云南地震灾区，一次是国外，和记者李菁、曾焱、王星、葛维樱、康晰、关海彤、蔡小川有过“密切接触”，对周刊记者的敬业、辛劳、无畏、担当等有深刻印象，特别是周刊记者在云南地震灾区的表现，令我终生难忘。

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震中距离彝良县城约15千米，距离昭通市约30千米，虽然地震级数不算高，但由于彝良周边地质地貌复杂，加之同级余震接踵而至，导致受灾严重，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灾情就是命令，在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等多次地震中，周刊记者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报道灾区情况，参与抗震救灾，这一次也是如此。经过紧急磋商，我带领周刊记者李菁、葛维樱、关海彤、康晰，以最快的速度赴灾区采访，同时承担捐助30万元（此款是周刊报道北京“7·21”水灾获得的善款）重建地震中被震毁的角奎镇云落小学的任务。从9月10日中午12时定下此事，到15时50分飞机起飞，中间只有3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摄影记者关海彤原本正在家中照顾刚生孩子的妻子，接到通知后立即乘后续航班赶来，到昆明已是次日凌晨2点10分了。11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一行五人就奔赴昆明机场，拟搭乘9时50分去昭通的航班赶往灾区，等到的却是因昭通暴雨取消航班的消息。情急之下，我们花2300元租了一辆“猎豹”直赴昭通，路上大雨如注，浓雾笼罩，到傍晚才抵达昭通，经过整整一天的急行，我们终于到了震区的边缘。12日下午2时，我们到达震中——彝良县洛泽河镇。这里地震受损最为严重，地理环境极为险恶，余震不断。天上下着雨，头顶的山崖不时有滚石落下，一侧便是水流湍急的洛泽河。顾不上这些，我们周刊的记者跳下车便四散开来，分头去采访、拍照、搜集写文章的素材。我负责在街上随时了解震情并和救灾指挥部保持联系。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雨越下越大，天色也暗了下来。接到指挥部通知，马上有余震，所有人员必须撤出，很快就要“封路”。我急得要命，千呼万唤才把一个个像泥猴一样的记者召集起来。而我们刚撤离，一座山体便崩塌下来，想想真是后怕。晚上在县城一个小旅馆住下，余震来袭，房间的门框吱嘎作响，困极了的记者们不顾随时出现的危险，沉沉进入梦乡。第二天大家在县城深入采访，还落实了捐建希望小学事宜。这次与周刊记者同行，深感他们工作的不易和艰辛。特别是社会部的女记者，哪里有灾害、有险情就奔向哪里，采访和危险同在。同行的李菁说起葛维樱一件“轶闻”：一次采访中，小葛去悬崖的一个山洞里找罪犯藏在那里的笔记本，警察是从山顶上用绳子吊下去，她则是爬了上去。下山时她的羽绒服被树枝刮破了，填充的羽毛迎风飞舞，还没回过神，脚下一滑摔了一跤，爬又爬不起来，索性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声震山谷。记者们在说笑着、打趣着，旁听的我心情凝重，在一点一滴地凝聚着对她们的敬意。这只是一次同行，看到的一个片段，了解到的一个侧影。二十多年了，我们周刊的记者期期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他们在为大家提供好报道、好文章的后面，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言及至此，焉不动情？(https://www.daowen.com)

我要向周刊的管理层致敬。他们依次是朱伟、李鸿谷、舒可文、苗炜、李菁、李伟、阎琦、吴琪。我2005年到三联书店后开始接触他们，2009年1月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并兼任周刊总编辑后更加了解他们，有的是近几年走上了管理岗位，李伟是新提拔的“老幺”，但也是周刊的“老资格”。前十年不说，这十年都是在他们“操盘”下运作，并逐渐走上周刊发展的顶峰的。作为主编，朱伟付出的心血最多，劳苦功高；李鸿谷进步最快，俨然已是后起之秀；其他人也都是兢兢业业，分兵把口，各司其职，襄之助之，共赴难关共创辉煌。三联生活周刊实行的是“主编负责制”，我们这一任领导班子真正把“主编负责制”落到了实处，给主编最大的权利、最大的信任。我作为总编辑只管原则，只管导向，只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指标，其余一切由主编和他领导的管理层说了算。我所管的原则就是生活周刊的宗旨和文章必须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

天下没有绝对的自由，世上也没有无底线的事物。女人抹唇膏，要先画一个唇线，在唇线划定的范围内“涂抹唇色”，如果超出唇线范围，就要破坏脸部的大局；反之，范围之内尽可以摇曳多姿。我希望周刊继承韬奋先生关注大众、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办刊立场，多反映大众的喜怒哀乐和现实生活的风云变幻，少一些风花雪月和琴棋书画。我希望周刊继续自己讲道理、讲故事，且有深入分析独到见解的风格，有血有肉，不去图解政治口号，而是用情用理去推动世道人心的变化。我希望周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按我们周刊老前辈韬奋先生所要求的处理好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关系，看重事业性，强调事业性，不断培基固本，在面向市场、争取市场效益的同时“不畏浮云遮望眼”，不做市场和金钱的奴隶。我希望周刊秉承三联书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处理好党性、人民性和知识分子属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着大众，避免贵族化倾向。我希望周刊继承韬奋先生的办刊传统和近代以来的新闻进步传统，遵守办刊规律，尊重事实，敢讲真话，坚持风格和特色。所有这些认识，我都是在和周刊管理层的交流和互动中渗透并逐渐达成共识的。我很少去周刊，但我们有多种形式的交流。在和他们相处时，我们是朋友，不是“耳提面命”的领导，我只是把我们的思考说给他们，也不是什么“谆谆教导”。周刊的管理层很尊重我，很尊重领导班子，尽量按上述的希望去做，我们信任他们。信任也是一种压力，绝对的信任产生绝对的压力，朱伟没有辜负领导班子的信任，近五六年把周刊的事业做到最高值，获取了两个效益双丰收。周刊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最有影响力期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期刊奖等多项殊荣，期刊国内数字阅读影响力排名第一，提升了社会美誉度，经济上也成了三联书店的重要支柱。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周刊也有过误差，也受过挫折，但不经风雨见不到彩虹，这些都转化成了今后的财富。

我要向周刊的其他员工致敬。周刊就好比是一架机器，它的运作离不开每一个岗位、每一颗螺丝钉。就拿发行来说，我所熟悉的范于林老师，那样一个精瘦的人、那样一个年届花甲的人，肩上竟压着那么沉重的担子，负着那么大的责任，迸发着那么大的能量，不仅负责周刊的发行，还紧盯着《读书》的订数。我们的新媒体建设不甘落后，钦征已成为集团确定的新媒体建设人才。其他部门和人员我不一一列举，大家都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保持着周刊这架机器的高效运转，同时也在成长着、进步着，不少人加入了人才队伍，为我们周刊的后续发展积蓄着力量。兼任周刊总编辑那些年，周刊每年的年夜饭我都要参加，不管路途遥远，不管雪大路滑，都要赶过去。我喜欢听朱伟报年终数据，“稻花香里说丰年”；我喜欢看店里分管周刊的潘振平和一些人浮大白喝酒，那种“不醉不归”的劲头；我更喜欢透过房间的玻璃，看周刊的员工在深夜点燃礼花，让漆黑的夜空缤纷灿烂。离开三联书店领导岗位，不再兼任周刊总编，自然不会再赶去吃年夜饭，但“梦里依稀花千树”，遥祝周刊明天更灿烂。

（2014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