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实学和日本的兰学
在华耶稣会以向中国传教为目的而活动，其哲学传教强烈地震撼了中国。以哲学传教为契机的西欧哲学和科学传播引起的最大的事件，要数中西会通的清学建立这件事了。当然，并非仅仅是西学的传播对中国起作用，但正如上述详细论述的几项所显示的，建立清学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西学，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不只影响了中国。通过西学关联书，西学还对朝鲜和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简单地论述一下哲学传教产生的余震。
2.1 朝鲜的实学 朝鲜实学是指，（a）建立朝鲜朱子学的源流，并将其作为思想的基础，（b）朝鲜后期，在新传来的西学西教或清学的影响下，（c）批判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朱子学的各种理论，致力于与现实社会结合的学问等一连串的思想运动开始出现，并大致分别发展成为（1）星湖学派和（2）北学派。
2.1.1 星湖学派和西学 星湖学派指的是以李瀷为始祖的学派。李瀷（1681—1763），字子新，自号星湖，籍贯是京畿骊州。李瀷的学问，其根基在于性理学，学统是李滉到郑逑再到许穆的继承，属于畿湖南人的系统。
朝鲜以汉译书为中介接受西欧学术，在一般认识上是从李晬光（1563—1628）开始的，当时，输入朝鲜的汉译书的绝对数量并不十分多，还只不过是断断续续的。朝鲜的西学研究达到真正水准，是在经过李瀷的学术研究和他对西学积极的评价之后。李瀷论及的西学书中除了《天主实义》《主制群征》以外，还有科学书《天问略》《几何原本》等20种，他阅读了相当数量的西学书，也理所当然地理解了其中蕴含的意思。另外，李瀷的西学研究不仅在量上，在质上也十分出色。他一边介绍西欧起源的新知识，一边做出妥当且具有说服力的评价。[96]
列举李瀷高度评价的西学命题，有“脑囊论”（脑主知觉论）和“三魂论”（灵魂论）。李瀷把这二者当作西学的核心命题。《星湖僿说类选》的“西国医”论及“脑囊中有知与觉的中枢”，但他把西医的脑主知觉论和东医的心主知觉论折中，得出人类在两大精神作用之下，“感觉和知觉的活动在脑中，思考和理性的活动在心脏（觉在脑而知在心）”的结论。
三魂论是指西欧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灵魂论。草木中仅有“生长之心”，禽兽中有“生长之心”和“知觉之心”，而人里面有“生长之心”“知觉之心”“理义（义理）之心”。李瀷将三魂论应用于朝鲜朝中流行的“四端七情论”。把《星湖全集》卷41的“心说”、卷54的“跋荀子”和《星湖僿说类选》的“荀子”合起来看，李瀷认为三魂论的论据在于《灵言蠡勺》（和《天主实义》第三篇）的灵魂论与《荀子·王制篇》的“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有义”的相似之处。可以说，上述内容为东西主旨的折中或视为同一提供了崭新的思考理论的根据。
李瀷等星湖学派通过把西欧哲学的灵魂论与西欧医学的生理知识运用在传统的心性解释上等，使得朱子学活性化，突破思想上的界限，试图阻止它形式化。虽然其主流派（右派）学习西学从而获得了新的视角，广泛应用于国学研究，但锐气的年轻学者（左派）在学习西学以外还学习西教成为天主教信徒，其中还出现了公然否认朱子礼学的人物。
2.1.2 北学派和西学 北学派指以洪大容为始祖的学派。学派的命名由洪大容等立志从朝鲜到中国（清）学习而来。北学派中朴趾源、朴齐家、金正喜等较为有名。
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号湛轩。洪大容解释了西来的三角法也具有数理天文学的知识，远远超过当时的两班知识分子的水平，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在《筹解需用》《医山问答》等中体现的科学思想。
本来若要整理以儒学变革派自称的洪大容的基本思想，可以从（1）批判形式化的朝鲜朱子学，主张立足于朝鲜现实的实用又实际的学问（实学）的必要性，（2）强调要积极吸收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北学），（3）提出“以天视物”的价值相对主义观点等几方面进行。
第一个“实学”观受到代表老派思想家的金元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很高。据《湛轩书》内集卷四的《祭渼湖金先生文》（1772），洪大容从金元行那里学到了如下内容：
问学在实心，施为在实事，以实心做实事，过可寡而业可成。
另外，洪大容的实学不是对朱子学的完全否定，而是追求真正的朱子学，这一点是没有错的（《答朱朗斋文藻书》）。
第二，“北学”即认为应该积极学习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重视清文化的观点，洪大容自己出使清朝，亲身实践。洪大容学习了少许中国语（北京官话），还和在朱子学（名分论）看来可耻的蓄辫的汉人知识分子，进行了内心交流。
洪大容的追求与他民族绥靖和中国清朝善邻的对外开放政策遥相呼应，这意味着对基于朝鲜旧论的朱子学（华夷论）的非现实清朝敌视政策（北伐论）的批判，和宋时烈提倡的固陋的自尊政策的失败。洪大容回国后，旧论主流派的北伐论者（金钟厚等）指责洪大容与清朝知识分子的交流是反朱子学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交友之道，这从当时两国间的外交情况而言，可谓是合乎情理的反应。
第三的价值相对主义观点主要在《医山问答》等中展开。洪大容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以人视物，人贵而物贱；以物视人，物贵而人贱；自天而视之，人与物均也。
他认为人类至上的价值观是无法站住脚的（《医山问答》）。这里的“人物平等论”的根基在于“以天视物”的视角。从人物平等论与自家老论（朝鲜朝学派之一）洛论的人物性同论的基本主张一致而言，不论这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洪大容一定是受到了洛论的影响。
洪大容不仅仅以“以天视物”的观点，不再设置人类和禽兽草木本质上的差别，他还把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的诸多理论当中。因为他认为“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其代表性理论是：(https://www.daowen.com)
孔子周人也。王室日卑，诸侯衰弱，吴楚滑夏，寇贼无厌。春秋者周书也，内外之严，不亦宜乎。虽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变夷，与周道于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此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从华夷论的思想中解放批判蔑视他民族的观点也被称为“域外春秋说”。洪大容又从同一个视角出发，梦想一个以能力为标准、没有上下等级身份的万民皆劳的社会（《林下经纶》）。
《医山问答》所谈到的价值相对主义不是消极或脆弱的，而是充满了提倡实学的强烈思想性、否定虚学的坚定信心。价值相对主义所拥有的自信在于支持其观点的稳固的理论根据。在理论上支持洪大容的价值相对主义的是新引进东亚的西欧数理科学知识。
根据《医山问答》，令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价值相对主义成立的理论根据是西欧起源的科学知识，即（a）地圆说和（b）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因为“人物之生，本于天地”。
洪大容根据地圆说，提出大地由球形构成：
且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
另外他根据第谷的宇宙体系，提出：
漫天星宿，无非界也，自星界观之，地界亦星也。无量之界，散处空界。惟此地界，巧居正中，无有是理。
他论述了不可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空界之正中）。
洪大容使用西欧科学知识阐释了天地的相对性以后，又论及“人物之本”“古今之变”“华夷之分”等观念。当他认识到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地球也不是宇宙中心的时候，人没有以中华为贵的必要，也没有遵循华夷的秩序的必要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要简洁论述洪大容思想上的意义，那便是他的价值相对主义使朝鲜从以中国为中心的朱子学世界观（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2.2 日本的兰学 众所周知，在华耶稣会的影响波及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天文学者、数学者学习和研究了《崇祯历书》《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等就是这一事实的如实体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梅文鼎的思想对日本产生的巨大影响却鲜有人知。
众所周知，西洋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引进原本是东亚近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另外仅就日本而言，江户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年在位）为了引进西欧近代科学而解禁了一部分西学书的引入，而这也的确奠定了之后的发展。
围绕西学东渐的日本史话必须要追溯到江户幕府初期的禁书令。三代将军家光（1623—1651年在位）回顾了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于宽永十六年（1639）严禁基督教，还颁布了禁止葡萄牙人东渡日本的“锁国令”；宽永七年（1630），发布“禁书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关于基督教的书籍。禁书中包含了与基督教并无直接关系却出自耶稣会士之手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科学技术书籍，禁书令与锁国令的互相交错不可避免地阻碍了西欧科学的进入。
不过，进入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内外的政治社会情况发生突变。正确的时间前后顺序虽然还不甚明了，但关于禁书令缓和的大概内容应该如下所示。[97]（1）八代将军吉宗认为必须制作并向民间传达精确的历法，因此向关孝和的高徒建部贤弘（1664—1739）咨询了范围很广的日本、中国、西洋的历算。建部推举弟子中根元圭（1662—1733），中根对于咨询回答道，若要将日本的历学做得精确，对耶稣会传教士的汉译西欧天文学书的研究是不可欠缺的。[98]（2）享保五年（1720），吉宗缓和了禁书令，废止了一部分西学书的进口禁止令。（3）禁书令缓和的最初成果，体现在梅文鼎《历算全书》（1724年印）上。享保十一年（1726），吉宗命令建部完成《梅氏历算全书》的“训点”，建部把这件事委托给了中根。享保十三年（1728），中根完成了“训点”任务，享保十八年（1733），建部添上序文呈给吉宗。建部所著的序中明确提到，梅文鼎此书的“训点”，是了解西洋天文学的助力。
（4）可是，将军吉宗认为西欧天文学才是最终目的，通过汉译书而进行的西学研究还不够。元文五年（1740），他命令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这就是著名的“兰学”的起源。之后，日本维持锁国禁教，一边拒绝全面的移植，一边闯入了“洋学”的时代。
通过追溯上述经过，吉宗的禁书令中的部分缓和成为之后日本西洋化的基础，也规定了近代化的方向性。不过，大大推动西洋化的政策取决于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和他的科学思想。《梅氏历算全书》是一部整理梅文鼎的29种著作和论文，并分类为“法原”“法数”“历学”“算学”的数理科学专门书籍。除了《历学疑问》3卷、《历学疑问补》2卷、《历学答问》1卷的内容以外，它都是由历算学西法中法的计算程序的说明构成的。作为专门论述数理科学的研究著作，完全排除关于西教的事项是此书最大的特征。这与天主教的传教士论及西学之际，认为西学是与西教关联的教学一体正好是相反的方向。此书内容包含西学中源说的梅文鼎的科学思想，其内容即前文所述（第3节第3项），要点在于“把西学与西教严格区分开，去除西教的同时推进西学的研究”。
吉宗以前的江户幕府对禁教非常严格，它利用遵循自然神学的天主教教学一体观，将西学和西教视为同一。在缓和此严苛禁书令之后的不稳定时期里，学术上实践西教西学分离的梅文鼎《历算全书》来到了日本。缓和实施后的短时期内，如果梅文鼎全面避开西教而取得的西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没有传进日本的话，如果完全排除西教的学问观和西学研究法的优等性没有得到确认的话，禁书令的缓和可能无法继续坚持，从而被缩小范围乃至废止。最后，西欧科学是否被积极地接受，兰学和洋学是否发端都不得而知了。从这一点来说，严格区分科学和宗教的近代日本学问观是等到梅文鼎以后才得以确定的。必须坦言，日本的近代化受到梅文鼎很深的影响。
关于兰学之后的学问史实，请参照本书第9章。在当时的博物学书籍等中，西洋的新知识与东洋的学术传统相结合，仿佛是近代日本的学术世界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