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格物致知观——宋学批判（1）
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如下定义了儒教的本质。
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30]
这一段将明晓物理（格物）视为致知的根本，肯定了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观，看上去像是用朱子学的方式理解儒学。然而问题在于到底如何实现格物，以及据此得到的知识具有怎样的特征。利玛窦甚至还定义知识如下：
知之谓，谓无疑焉。[31]
也就是说，对利玛窦而言，“知”这个行为，正是获得无谬的知识本身，与孔子所说的根据道德判断的“知”不同，而且和朱熹（1130—1200）所说的形而上学的乃至内省的格物致知观也截然相异。
据他所言，格物穷理的法是“惟尚理之所据，弗取人之所意”[32]。进而，他称根据“意”而得出的理为“虚理”或者“隐理”。因为，“意”中含有不确定性（疑）。排除了“意”的不确定性而保证无谬、无疑的知的理，利玛窦称之为“实理”或是“明理”。据利玛窦所说，“理之审，乃令我知。若夫人之意，又令我意耳”[33]，此外他还说“物理眇隐，人才顽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34]。
在此，我们通过利玛窦的笔能够与传来中国的克拉乌知识观相遇。话又说回来，本来就是利玛窦翻译了克拉乌的《欧几里得原论注解》，这样理解也是理所当然的。
根据利玛窦的描述，格物致知是指以演绎的理论所具有的无谬性为基础，从“既知”向“未知”演绎且逻辑地推论。这样的演绎真理观，即在不否定前提的情况下就无法否定结论，正是利玛窦试图向中国人传达的儒教“格物致知”所缺乏的“规则”。裴化行说利玛窦并非形而上学者，而与逻辑学者更为接近，[35]不过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思维构造和欧几里得《原论》之间所具有的演绎的公理体系的特征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https://www.daowen.com)
《几何原本》的共同译者徐光启认为学习《几何原本》的好处是“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36]。他把几何学定位为所有人必须学习的基本学问。[37]此外，他还明确揭示了公理体系具有的演绎思维的特征。具体如下：
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凡人学问，有解得一半者，有解得十九或十一者。独几何之学，通即全通，蔽即全蔽。……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灭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38]
若只看上述的引用，可以发现徐光启充分理解演绎理论和据此所得到的知识的特征。和利玛窦一样，对徐光启而言，《几何原本》也不是单纯的数学书，而正是掌管所有学问的逻辑学书籍（由公理的体系而建构起来的纯粹真理的天堂）。
另外，同样是三大支柱之一的杨廷筠（1562—1627）在他编辑的《绝徼同文记》中，也记载了上述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杂议》。在原来的《几何原本杂议》的基础上，杨廷筠把徐光启之后又增补的内容也添加在文尾，在此介绍一部分。
此书有五不可学，躁心人不可学，粗心人不可学，满心人不可学，妒心人不可学，傲心人不可学。故学此者不止增才，亦德基也。[39]
关于克拉乌的数学观在上文已经描述过，这段引文使得我们想起，对克拉乌而言，数学不是单纯的计算的学问，而是能够看见真理光辉的“心灵之眼”，也是道德启发的手段。笔者认为克拉乌的精神是经由利玛窦而传向徐光启的。
徐光启对演绎理论极度赞美以至于期待“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40]。对他而言，数理的演绎理论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实用价值，因为那是确保无谬的真理和道德的认识论手段。关于这一点，徐光启曾经借用宋学者经常咏诵的诗句“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加以阐释。他将上述诗句颠倒，吟出“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金针”（几何原本=演绎逻辑）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宋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