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本书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形态带来的巨大变化。本章的出发点在于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这个巨大的变化说到底难道不是哲学的变化吗？接着，本章想追问的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这样巨大的哲学变化是否被忘却了。^[1]

作为西学的影响而被列举并收录于本书的数学和历学，都包含在哲学范畴之内。艾儒略在《西学凡》中，声称欧洲兴盛的学术按顺序有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这六科。其中，他所说的第二位的“理科”指的是“斐录所费亚”^[2]。此外艾儒略还将其进一步分类为“落日加”“费西加”“默达费西加”“马得马第加”“厄第加”。必须要注意的是，艾儒略论及的哲学中包括“马得马第加”即数学，而且算法、量法、律吕（音阶理论）、历法（除了历还包括天文地文）等也被包含在内。本杰明·艾尔曼认为，支撑18世纪清代学术的是语言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金文学等。^[3]语言学和金文学暂且不提，另外三门学科都被包含在构成哲学一部分的马得马第加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述，艾尔曼未提到的律吕学，在清代受西学影响的同时，有了独特的发展。支撑清代学术的诸学里的大部分学问在17世纪耶稣会的认知中，都毫无疑问被当作马得马第加而分类为哲学。(https://www.daowen.com)

换言之，如果说明清西学史是东西文明的对话，那么对话便是围绕着哲学而展开的，哲学的思考方式与方法被导入中国的语境，清朝学术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总而言之，在清代新的哲学诞生，其契机是明末耶稣会传来的西学起了作用。若非如此，西学东渐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意义便无处可寻。

然而，一般情况下在中国哲学史的叙事中，清代被描绘为缺乏哲学魅力的时代。比如具有代表性的是，本杰明·艾尔曼用“从哲学向文献学发展”来形容明代向清代的学术转换。然而，清代的学术就算是文献学的，也不能确定其是无哲学的。毋庸置疑“哲学”概念自身是可变的，更不用说清代学术与哲学相通的话，单纯地接受“从哲学向文献学发展”的命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本章一边探索“中国哲学史”这一叙事刚诞生时的清代学术是怎样被叙述的，一边阐明将明末的西学东渐这一大事件纳入视野的哲学史叙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