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哲学
代表清代学术的考证学，逐字逐句还原了经学文本中印刻的语言文字和发音，因通过文本的互相比较确定其意义和读法的实证主义风气而为人所熟知，也就是说距离“哲学”的感觉还很远。拘泥于文本中的各个记载与表现是很质朴的，因此称呼这个学科为“朴学”，这也证明了清代考证学的“无哲性”。
清代考证学也被称为“汉学”。经学的文本被系统化大多仰仗后汉的郑玄（127—200）。因此，清代的考证学者们对经书采取文献学的解读方式，都要追溯到郑玄时代的范本。这就是“汉学”称呼的由来。这个称呼透露出对由宋代朱熹（1130—1200）树立的作为当时科举标准的以四书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的对抗意识。“汉学”重视质朴考证，其不厌烦强势的讲学或辩论，是作为对形而上学概念的“宋学”的反对和质疑而登场的。
这个普通想法的深处，确实隐藏着清代是一个无哲学的时代的概念。然而，这种清代学术，或者说正是这样的学术才使学问思想现代化的宝贵资源——知识分子出现于20世纪初的中国。最为称颂清代学术的是梁启超（1873—1929）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了。根据这本书，清代考证学是一门富有“科学精神”的学问，宛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为现代做了准备。“科学”与“民主”是反传统主义文化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为了替代因“吃人的礼教”而被抨击的儒学传统文化，必须构建起以个人构成政治主体的民主社会。为此，科学精神的产物——合理主义才是必要的，而非沿袭封建的旧习。《清代学术概论》的那个时代，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确实是这样想的。梁启超巧妙地把握了这股风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内部探索科学精神的资源。
同样的探索在提倡白话文而备受瞩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1891—1962）那里也很明显。《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1921）虽然是很短的文章，但胡适在其中论述了清代考证学拥有一套提出全称命题并进行验证的形式，所以是科学的。
梁启超也好胡适也好，在清代学术中找出了“科学精神”，笔者认为这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学术和思想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和思想从人文学向自然科学的转换。他们用人文学的课题来理解“科学精神”，想要的其实是现代中国的新的人文学，其根基在于哲学。因此他们又寻求现代的新哲学，按照各自的理解，在清代学术里寻找中国的新哲学源泉。
原本，他们的做法并不相同，或者说几乎完全相反。梁启超认为富有“科学精神”的中国版文艺复兴有再次转向“哲学”的必要。他的头脑中描绘了一幅从缺乏哲学要素却科学的清代过渡到现代新哲学的路径。艾尔曼的命题在今天广为人所接受，也是因为梁启超的叙述具有说服力吧。他视察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一蹶不振的欧洲，醒悟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只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文明，才能克服欧洲近代物质文明的弊害。1923年，闻名于后世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开始，梁启超表面上中立调停，但实际上则倾向于认为中国哲学能回答用“科学”解决不了的“人生观”问题。可以说，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是新的哲学到来前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争论的结果是，他把清朝学术当成一个有否定色彩的中间阶段。(https://www.daowen.com)
胡适主张用清代学术的“科学的”方法促使新的哲学产生。胡适著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是真正用“科学的”文献学方法进行的哲学史尝试。梁启超对含有此问题的著作进行批判。他认为偏重“知识论”的后果是轻视了中国哲学里最有特点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二者的哲学观差异可见一斑。[4]
梁启超认为清代兴起的“科学精神”有必要在儒家的中国传统精神性中得到修正。如此，中国哲学即可克服西洋式的近代困难，蜕变为新世界史的先锋知识。从这个意义上，他构想了“从哲学向文献学，再向新哲学”进化的路径。对此，胡适认为清代学术的方法自身与新的哲学相连，因此清代学术划时代的意义不在于“从哲学向文献学”的命题，而是“从宋明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换。当然，这个语境下的“现代”也包含了清代吧。
从明代向清代的学术转换就像“从哲学向文献学”所象征的那样，而且这与我们提出的假说，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世界中广为人所接受的事实——学术、思想的明清交替是西方哲学的浸透而带来的哲学史的转换——完全不同。另外，它也说明了胡适的计划决不会成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西洋哲学史17世纪前后到18世纪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现代哲学诞生了。哲学被引入中国大致也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清代学术兴起于西洋哲学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即使当时流入中国的哲学来自西学，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依然不同。然而，问题是拥有哲学历史的西洋在书写哲学史时，认为现代哲学尚未分化之前的诸学依然是哲学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可被忽视。中国哲学史却不是这样。因为，“哲学”这一翻译的概念若不是在明治时期由西周（1829—1897）发明，那么“中国哲学史”也就不会诞生。叙述“中国哲学史”在这个意义上是根本的现代行为。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冯友兰（1895—1990）的《中国哲学史》，他们通过当时赴美留学吸收同时代的哲学观，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的叙述规则。更早一些时候，探索中国哲学可能性的梁启超和王国维（1877—1927）等受到了刚兴起不久的以德国哲学为起点的明治日本哲学研究的影响。不论怎样，他们参照同时代的哲学观追溯过去，描绘出中国哲学的轮廓。哲学概念自身的生成论的变化和多样性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中国哲学到底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哲学等争论不休的命题有时互相交错，但为了寻找更多中国哲学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有必要摆脱现代中心的哲学史叙事，构想别的历史叙事。把《西学凡》中描绘的哲学景象与清代考证学放在一起看，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且有效的方法。
这样思考的话，笔者认为把哲学翻译为“理”的学问是十分有意思的。因为，“理”这一概念范畴特指宋学。只要宋学还是汉学的这种区分还被用于厘清中国的哲学和文献学的差异，那么寻回哲学流入的轨迹就很难。更重要的是对几乎全新的知识进入既存体系中的过程的注意。就算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样式越是相同，带来变化的人为之手改变得越巧妙，变化的痕迹就越难被发现。可是，变化最终一定也会影响到关键概念的解释。由哲学翻译而成的新的“理”的意义就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