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作为“西学东渐”的外传，本章就“东学西渐（中学西渐）”的展开进行讨论。不过，这个故事是一部不亚于西学东渐的宏大篇章，而笔者所写的这一章不过是略窥一斑。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ērodotos，公元前5世纪左右）可知，当时希腊把世界分为“欧罗巴（欧洲）”和其他诸如“亚细亚（亚洲）”“利比亚（非洲）”的认知或许已经普及。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出现的“Argippeens”，同为希腊著述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著作中写到的“Seres”，都被认为是指代中国人的词语。方豪认为，指代中国这个国家的名称，自古以来有“海路系统”与“陆路系统”两个系统。前者是“Sina”或是“Sinae”，公元前4世纪左右从马来群岛跨海而来的人们开始用它指称广东沿海周边。后者的“Seres”或“Sericum”是经由陆路与中国接触的阿尔泰语系各族丝绸商人等使用的。^[1]从上述内容来看，欧洲人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开始，就已经对自身世界以外的亚洲展开了想象，也关注起了亚洲的中国，可以说他们创造了幻想与现实交织的中国印象。

然而上述欧洲对中国的关注，以16世纪的耶稣会士入华为契机，向“原中国学（proto-sinology）”发生了转变。这个术语的创始者孟德卫（David E.Mungello）尤其重视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的作用。换言之，欧洲人已经不满足于将中国这个国家描绘为模糊又遥远的幻想上的存在了，他们使用经过完善的方法，开始把中国当作精密的研究对象（curious land）看待，这一转变中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的功劳不可或缺。^[2](https://www.daowen.com)

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开启“原中国学”之后是如何展开的呢？欧洲对中国的关注于18世纪逐渐增强，中国学也于19世纪在欧洲正式成立。1773年教皇下达解散耶稣会士的命令，两年后这一命令到达中国，但当时滞留于中国的末代在华耶稣会士直到19世纪初离世为止，一直是向欧洲发送中国消息的主要信息源。在这一期间，最受历代在华耶稣会士以及欧洲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正是本章的主题“中国的历史”。

当时的背景是17至18世纪欧洲的天观、地观以及人观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参照绪章第4节）。随之而来，时间与空间的把握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其中应该叙述什么以及如何叙述被反复质问。在从“普遍史”到“世界史”的洪流中，^[3]中国的历史如何对此提出问题，同时是否成为回答的源泉？^[4]下文是笔者对其进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