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与“从哲学向文献学”的叙述不同，胡适探究了“从宋明哲学向现代哲学”的中国哲学现代转变的可能性，但没有说明带来这个转变的契机即科学的方法为何出现于明末向清代的转换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启超与胡适对立，他视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为否定性媒介，并试图通过新的精神文明“克服”现代西洋。梁启超明确地指出明末西学对清代考证学的影响。然而，他并未洞察到西学对自清代发展而来的新哲学做了怎样的贡献。钱穆与梁启超一样，渴望在阳明学的思想中寻找戴震的哲学价值，对于胡适称赞的“关于事物的理”的新颖性，他们认为这只是徽州周边地区的过时内容。不过，尽管钱穆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但是他的戴震论解开了胡适的“黑匣子”之谜，最终追踪到“关于事物的理”是西方智慧。
清代学术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考证学自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它建立于东西文明的动态对话之上，而这一贴切的评价对认识中国哲学的历史意义深远，因为它没有把中国哲学的历史认知为在中国这个国家形成的叙述。通过与外部的“对话”，原本存在的语言和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于是发生了变化。此变化的痕迹随着“对话”的浸透而越来越隐蔽。不过，经过再一次对历史中不同声音的解读，这些痕迹便再次浮现。关于胡适、梁启超、钱穆的清代学术史的讨论是上述论点的绝好素材。可以说，这个视角的导入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解释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而这是不可能在哲学与文献学、宋学与汉学、文科与理科三种现存的二分法中找到的另一种哲学的可能性。
※本稿以Tsuyoshi Ishii，“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Principle）：The Debate about the Assessment of Ch'ing Scholarship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No.58，2014为蓝本加以修正。
【注释】
[1]本章包含了一部分与拙作《戴震与中国近代哲学——从汉学到哲学》（知泉书馆，2014）重叠的内容。
[2]艾儒略《西学凡》（《天学初函》第1册，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7页。
[3]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xix.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4]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8，中华书局，1989。初版1936年），第51—52页。
[5]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8，中华书局，1989。初版1936年），第31页。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5—16页。
[7]木下铁矢《“清朝考证学”和其时代》（创文社，1996），第144页。
[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东原先生全集》，大化书局，1978年影印本），第293页。
[9]梁启超《戴东原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0），第75页。
[10]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第1008页。
[11]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第1103页。
[12]同上书，第1029页。
[13]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第999页。
[14]前述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289页。
[15]前述胡适《戴东原的哲学》，第1030页。
[16]同上书，第1031页。
[17]前述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84。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https://www.daowen.com)
[18]戴震《考工记图》（《戴东原先生全集》，大化书局，1978年影印本），第246页。
[19]安大玉《明末西洋科学东传史》（知泉书馆，2007），第190—194页。
[20]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73页。
[21]同上书，第179页。
[22]关于被称为星盘的仪器，安大玉《明末西洋科学东传史》中有详细论述。
[23]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东原先生全集》，大化书局，1978年影印本），第1098页。
[24]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东原先生全集》，大化书局，1978年影印本），第0页。
[25]近藤光男《清朝考证学的研究》（研文出版，1987），第270页。
[26]前述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84。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7]前述近藤光男《清朝考证学的研究》，第270页。
[2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8—9页。
[2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393页。
[3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383—384页。
[31]同上书，第385—386页。
[32]同上书，第383页。
[33]前述梁启超《戴东原哲学》，第61页。
[34]前述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2—343页。
[35]前述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5—386页。
[36]同上书，第346—347页。
[37]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学生书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