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法与年代法

在这种对“世俗的”历史关注递增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也备受关注。造成这一情况的是在华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1643年来华）所著《中国史初篇》（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这一著作是以自伏羲至舜（公元前2952—公元前2207）的历史为第1部开篇，共10部构成的中国年代记。它以西历公元前2952年为伏羲的治世初年，以后发生的主要事件都用西历的年代标记。黄帝之后则兼用干支纪年和西历。比如关于黄帝的治世初年，记载有“耶稣基督诞生的2697年前，第1周期的第1年（Ante Christum 2697.Cycle I.anno I）”。卫匡国模仿中国的历史学家把黄帝的治世初年作为干支纪年的起点。^[7]这样的言论使人联想到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史记·五帝本纪》将“迎日推䇲”记录为黄帝的事迹，而张守节将这段文字解释为“䇲音策。迎，逆也。黄帝受神䇲，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8]

卫匡国推定伏羲的治世初年为公元前2952年，可能具有大大动摇当时《圣经》正统性的危险。因为，只要同意卫匡国的这一论调，就意味着伏羲的年代比《圣经》中记载的诺亚大洪水时代还要久远。在当时的欧洲，爱尔兰国教会的大主教乌雪（James Ussher，1581—1656）提倡的以武加大译本《圣经》^[9]为基础的“圣经年代法”被广为接受。乌雪年代法中，推定创造天地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48年。按照《圣经》的记述，除诺亚与其方舟中承载的家族、动物以外，其他一切都被大洪水淹灭了，但如果采用卫匡国的说法，中国在大洪水发生以前到之后都未曾中断过君主政治，结论只可能是大洪水的发生并非如《圣经》中记载的是世界性规模，而是仅发生于局部地区的事件。(https://www.daowen.com)

卫匡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采用了七十子译本《圣经》^[10]而非武加大译本的年代法，试图回避矛盾。因为在以七十子译本《圣经》为基础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约260—约340）等年代法中，创造天地发生于公元前5200年到公元前5199年，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2957年，比起卫匡国的著作中伏羲的治世初年，大洪水的年代稍许更早一点。卫匡国试图用这一方法调和中国历史与《圣经》之间的矛盾。^[11]

如上所述，卫匡国在中国史叙述中确立了两大方针，即西历与干支纪年法的并用与以七十子译本《圣经》为基础的年代计算，之后这两大方针被17到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继承。另外，卫匡国的中国史终结于基督诞生年，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1659年来华）将这个终点延长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制作的“中国帝政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于1686年完成，次年作为《中国的哲学者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的附录得以出版。^[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