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1]
本书的主题是17—18世纪东西两种文明在中国展开的文化交流，以及这种文化交流带给中国、朝鲜、日本的影响。本书论述的特征在于以东亚视角论述“对话型的哲学范式”，分析“西学东渐”即“西欧哲学”（philosophia）从西欧到中国、朝鲜、日本的传播。本书论述的结论是：历经苦难将“西学”传入中国的西欧耶稣会士以及在本国学术传统下勇敢地接纳新的知识体系的东亚知识分子是这一传播的主角，通过尊重对方的“对话”而进行的东西文明的文化交流给双方（尤其是东亚）带来了丰富的果实。“普遍对普遍”的对话的结果，创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学术世界——中国清学、朝鲜实学和日本兰学的诞生，正是本书所提到的“东西会通”，实质上是“中西会通”的丰厚果实。
如本书详细叙述的，西学东渐给整个东亚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丰硕成果。如果没有西欧哲学的东传，17—18世纪的新的学术世界便不可能在东亚出现。虽然这么说，我们并不是在主张把近代东亚新学术世界形成的原因完全归结于西学东渐，或者认为西欧哲学的传入决定了新学术世界的一切。笔者基本的研究立场，是认为应该把清学、实学、兰学的形成理解为东西会通（中西会通），也就是作为东亚“内在”和“外在”发展的综合结果，即本书所说的对话型哲学范式。这是因为，即便具体细小的文化现象也往往是庞大的文化要素复杂结合的结果，更何况巨大的新学术体系的创立，更不可能简单地以“内在发展”或“外在发展”的结果一概论之。换言之，本书并非企图以鸟瞰的视角从整体上阐明新的东亚学术的形成这一主题，而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当时西学东渐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清朝经学、朝鲜实学、江户兰学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分析。本书的基本观点或许可以归结为西学东渐是创造新学术的充分条件。
本书分析与论述的明显特征是阐明了：（1）由于17—18世纪西学东渐这一主要原因，东亚学术发生了“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2）西学不仅是这个范式变革的媒介，变化后的新学术世界也极具东西会通（中西会通）的特征。然而这一东西会通的命题，其含意比想象中的还要广泛。一旦承认这一命题，以往对清学、实学、兰学的评价以及对其性质的认识也必然随之改变。比如，如果将清学的核心定义为中西会通之学，那么在分析清学形成原因时，就必须承认除了宋明理学的内在变化因素以外，还需要考虑到西欧哲学这一外在变化因素。与神学（theologia）一体化的当时的哲学包含了科学（mathematica），又与文献学（rhetorica）密切相关，而包括汉族、满族人在内的中国人积极吸收的正是作为哲学分科的科学知识。从“清学=考证学（文献学）+科学”这一特征来看，只能将清学总体解释为哲学。用命题化的说法即是，只要承认西学东渐这一史实，那么“明清变革”即明清之际的范式转换就不能理解为从哲学向文献学的变化，而必须理解为从旧哲学向新哲学的变化（参照第7章）。
本书是由绪章的总论与第1章及之后的专论构成的。在编辑过程中将专论分为3部：以明末时期为主题的第1部、以清初时期为主题的第2部和以从他者视角论述或是聚焦于其他方面的第3部。关于第1部与第2部，笔者在此需要稍加说明。
按照编者原来计划，本书第1部除了关于确定西学东渐框架的“宗教”与“科学”——对天主教传教与中西对话（本书第1章）和以中西两种科学为对象的考察（本书第2章）以外，还准备收入不可或缺的对东亚知识分子接受西学（西教）的实际情况及其心态进行深入考察的内容。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廖肇亨先生在2013年第58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的报告《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知识体系中的世界图像——以方以智〈通雅〉和〈物理小识〉为中心》正好体现了西学研究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中国科学思想的代表作《物理小识》等著作的分析，在把握以方以智为首的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知识体系中的“世界图像”的同时，重新质疑时代转换期中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与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其研究重点更侧重于明末知识分子多方面接受西学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实证精神”与“好奇心”的二重性。相对于宗教史与科学史的研究，廖先生的报告或许应该归类为文化史范畴。非常可惜的是，本书进入编辑阶段的2014年8月，廖先生从台湾来信说由于研究所事务较多，来不及在期限内交稿，因此编者只好放弃收入廖先生论文的想法，本书原计划的第3章也成为幻影。未能收录廖先生的论文，编者至今深感遗憾。
关于第2部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的主题从结构上说应该从整体上对清学与西学的紧密关系加以论述，但实际上只论及了构成清学一部分的满学、音乐理论、历算学及其各自与西学的关系。这样构成是有一定理由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与本书的基本命题之一——“清学的核心在于中西会通”有关。这一命题虽然从梁启超以来一直存在，但除了少数研究者之外，尚未将其作为真命题而接受。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现状是，尽管西学对清朝学术的深刻影响作为一般命题得到承认，但学者们没有兴趣在定性之外做进一步分析，也未理解其真正的重要性，在实质上处于一种半信半疑的状态。在证明基本命题“清学=中西会通之学”之前，必须先告别在理论上支撑定性分析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从多方面阐明构成清朝经学重要学科之一的是与西欧哲学关系密切的科学。第2部之所以将分析学界不太熟悉的清朝汉人和满人的科学知识作为重点，其原因就在于此。从研究史看，以前也并非没有着眼于17—18世纪科学知识推动时代发展这一观点的研究，但在编者看来，先行研究对科学思想的分析总的来说尚不够充分。因此这部分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https://www.daowen.com)
构成本书第2部内容特点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思想研究领域已经有很多详述清学（尤其是考证学）具体内容的专业书籍。阅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及相关专业优秀的专著，即能很方便地了解清代思想的概要与发展，因此本书没有必要加以论述。根据基本构想对先行研究的不足加以补充，这应该是对第2部内容的较为合适的说明。
由于西学东渐问题的相关内容非常广泛，本书各章作者与西学研究的关联以及研究角度也各有不同。编者在今年3月退休之前能够将自己思考了30年以上的西学东渐问题进行总结，感触至深。从当下回顾过去，的确是在京都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就多次参加已故恩师汤浅幸孙先生的清学讲读课，也“旁观”了已故益友木下铁矢氏的戴震思想研究，在他们的激励下阅读有关清学的基本文献，对清代学者真挚的学术态度感到敬佩并对他们的研究内容产生共鸣。不过编者真正开始研究清学和西学东渐是在留学中国期间（1984—1985），这与对我这个还不怎么会说汉语的留学生给予多方照顾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兄当时正在研究以梅文鼎为主题的清初科学史有很大关系。我一直觉得，恩师常说的“要推进清学研究”和平时的教育，加上阅读老刘的梅文鼎论时的惊愕与感动，决定了编者30多年来的研究方向。除了内在原因之外，在中国留学时的文化体验也对编者一生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编者自身而言，这是为数不多的且实际感受到异文化间文化交流以及与外国人对话意义的直接体验。编者这些不多的体验或许也与本书的主题有着共通之处。
最后简单地报告一下本书的编辑工作。截至2014年7月末，我们收集到各章的原稿，用了8月一整月的时间把各原稿整理为以章为单位的结构，统一了西欧人名的表记和技术用语的表现等。具体方法是：（1）川原与新居等通读各原稿，提出疑问点；（2）将原稿寄给作者各自检查。仅此而已。数次往返之后，于9月12日向岩波书店提交了最终原稿。
本书的最后一步是期待已久的成书，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此期间，承蒙岩波书店给予了很多帮助。书稿提交后，通过责任编辑，我们在初校、再校和三校的各个阶段得到了很多意见建议和关于文字讹误、不统一等问题的教示。其认真态度和审稿之细致入微令人感叹。如果不是编辑们如此尽心尽力，一些鲁鱼之误或形式不统一之处或许就会被编者放过。此外，插图和数式的排版也设计得合理而且美观。对出版社出色的编辑工作，本人代表本书全体作者表示衷心感谢。tibi gratias ago（拉丁语非常感谢）！非常感谢！dembei baniha（满语非常感谢）！
斑竹老人川原秀城 谨识
2015年2月1日
【注释】
[1]后记由本书第9章作者陈捷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