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毛诗品物图考》成书、出版背景与18世纪日本社会的知识形成
在考察《毛诗品物图考》成书背景时，分析其中引用文献应该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以下，我们试将该书引书文献罗列于下，进行分析。
传（=毛传），笺（=郑玄笺），集传（=朱熹《诗集传》），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尔雅、郭璞（=西晋·郭璞《尔雅注》），疏（=北宋·邢昺《尔雅注疏》），说文（汉·许慎《说文解字》），罗愿、尔雅翼（=南宋·罗愿《尔雅翼》），李时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陈藏器（=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吕记（=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陈氏、陈淏子花镜（=清·陈淏子《花镜》），陆玑、陆疏（=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本草图经（=北宋·苏颂《本草图经》），说约、顾氏（=明·顾梦麟《四书说约》），群芳谱（=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江氏、四时纂要（=唐·韩鄂《四时纂要》），郑樵、通志略（=南宋·郑樵《通志·草木略》），典籍便览（=明·范泓纂辑、明·范涞补注《典籍便览》），潜室陈氏（=南宋·陈埴《潜室陈先生木钟集》），正字通（=明·张自烈《正字通》），字汇（=明·梅膺祚《字汇》），陆佃（=北宋·陆佃《埤雅》），严粲、诗缉、严缉（=南宋·严粲《诗缉》），淮南子，急就篇师古注，孔疏，毛晋（=明·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稻氏（=日·稻生宣义《诗经小识》），高启诗，松冈（=日·松冈玄达《本草纲目记闻》），辨解（=日·江村如圭《诗经名物辨解》），物类品骘（=日·平贺源内《物类品骘》）
从以上引用书表可以看出，冈元凤在编撰《毛诗品物图考》时参考引用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组：
（1）中国的经书注疏、历代《诗经》注释书及《颜氏家训》《淮南子》等古代经典。
（2）本草书、农书、辞书及其他汉籍参考书。
（3）日本人的《诗经》注释书及本草、博物学方面的著作。
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毛传》、朱熹《诗集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还引用了不少以唐韩鄂《四时纂要》、唐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为代表的中国已经散佚而日本尚有存本的时令书、本草书。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日本人《诗经》注释书及本草学、博物学著作的引用。其中稻生宣义（号若水，日本明历元年至正德五年，1655—1715）是江户中期儒者，同时也是医生、本草学者，江户时代重要的博物学家野吕元丈、丹羽正伯、松冈玄达等均出自其门下。他得到加贺金泽藩藩主前田纲纪的知遇，竭尽心力为其编纂了补充《本草纲目》的博物学著作《庶物类纂》，完成了其中362卷。松冈玄达（通称恕庵，日本宽文八年至延享三年，1668—1746）是京都出身的本草学者，正是为了希望理解《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而拜于稻生宣义门下学习本草学，对日本本草学的发展及德川吉宗将军的药事改革做出了贡献。江村如圭（号如亭、复所）师从松冈玄达学习本草学，其著述《诗经名物辨解》（1731）对《诗经》中出现的草木虫鱼名称及其日本名加以详细比定，该书在当时广泛流传，也是《毛诗品物图考》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此外，《物类品骘》是平贺源内对360种物产（他与其师田村元雄等一起从1757年以后举办的5次物产会上展示的2 000余种物产中选择360种）加上解说编纂而成的著作，第五卷《产物图绘》收录了36种珍品的图像。该书出版于宝历十三年（1763），比《毛诗品物图考》早22年。从引用情况可以窥见，该书对冈元凤的知识形成有很大影响。
通过对《毛诗品物图考》内容以及引用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撰著、出版背景包括来自中、日两国和西方世界的知识等多种文化元素。一方面，中国汉代以后的小学研究与《诗经》名物学研究传统、明清时代本草学的进步、清朝考证学的发展等，构成了冈元凤研究《诗经》名物的基础；另一方面，17、18世纪以后由中国以及荷兰商人传入的西洋知识也通过稻生宣义、松冈玄达、江村如圭、平贺源内等日本人著作为冈元凤带来新的知识和思考方法。
在探讨《毛诗品物图考》的特征及其撰著、出版背景时，还有必要对该书明显不同于以前《诗经》名物研究著作的图像特征进行分析。为了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对本书的画工以及出版情况加以考察说明。
《毛诗品物图考》是一部由京都、大阪书坊共同出版的商业出版著作。封底内页（日语称“奥付”）记有出版年代及相关书坊、画工、刻工姓名，“天明五年乙巳春发/画工 浪华挹芳斋 国雄/剞劂 平安大森喜兵卫//山本长左卫门/书林 浪华大野木市兵卫//江户须原茂兵卫//浪华衢文佐//平安北村四郎兵卫”，封面有“书坊 平安杏林轩/浪华五车堂同梓”（图9-13、图9-14）。其中“画工挹芳斋国雄”即与冈元凤同样出身于大阪的画工橘国雄。此人是当时著名画工橘守国的弟子，号挹芳斋，又号皎天斋，俗称酢屋平十郎。他善于描绘花草虫鱼，不好名利，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当时也不是很知名。已知作品主要是书籍插图，如《虾夷志略》二册、《绘本梅の
》二卷、《绘本千里友》二册、《女笔芦间鹤》一册［宝历三年（1753）刻本］、《挹芳斋杂画》三卷三册［天明五年（1785）刻本］等。担任雕版的刻工京都人大森喜兵卫和山本长左卫门均擅长刊刻精密图谱，其中大森喜兵卫曾参与橘国雄老师橘守国所撰《本朝画苑》［天明二年三月（1782）刻本］的刊刻，山本长左卫门后来曾独自承担北村四郎兵卫参与出版的《五经图汇》［宽政三年（1791）刻本］、《诗仙堂志》［宽政九年（1797）刻本］。这些书籍均刊刻了他们的名字，显示出在出版过程中刻工起到了很大作用。封面的“平安杏林轩”是京都北村四郎兵卫，“浪华五车堂”即大阪书坊衢文佐（辻文佐），由此可知本书由这些书肆共同出版（日语称“相版”）。杏林轩北村四郎兵卫是京都较大规模的书肆，店铺设于京都五条高仓东江入町，在出版《毛诗品物图考》前后，还出版了另外一些内容相关的书籍。如前文言及渊在宽《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图解》四卷附录一卷就是北村四郎兵卫与江户须原屋茂兵卫合作出版的［安永八年（1779）刻本］。与《毛诗品物图考》出版几乎同时的天明五年九月，北村四郎兵卫和同在京都的书肆林喜兵卫、秋田屋藤兵卫合作出版了《通志昆虫草木略》二卷（此书无插图，图9-15）。此外，比这些书稍晚，还出版过其他一些图解形式的经书研究书籍，如宽政三年（1791）刊行的松本慎编《五经图汇》（图9-16）、宽政八年（1796）刊行的川合春川撰《考工记图解》四卷等。
图9-13 《毛诗品物图考》封面
图9-14 《毛诗品物图考》封底内页
图9-15 和刻本《通志昆虫草木略》
图9-16 松本慎编《五经图汇》
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毛诗品物图考》与此前中、日两国出版的《诗经》名物研究著作相比，可称独具一格的著作，但是不应当把它视为偶然出现的特例，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在一个大的出版潮流中出现的一种出版物。该书的撰著与出版和日本江户中期以后雕版印刷及插图本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明代中期以降，以《三才图会》为代表的插图本、图解类书籍的出版盛行一时，这些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之后，在其影响之下，《和汉三才图会》《图绘宝鉴》等被称为“和制绘入类书”（即日本人编撰的插图本类书）及以《训蒙图汇》为代表的插图本辞书也陆续出版并逐渐盛行。与用文字、文章进行注释相比，一目了然的图解式书籍在知识普及中的作用和效果已经被普遍认知。另一方面，经过17世纪末的菱川师宣，18世纪的西川祐信、大冈春卜以及该书画工橘国雄的老师橘守国等人的努力，到18世纪上半叶，日本雕版印刷书籍的插图雕印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随着印刷技术与商业出版的发达，绘画书、插图本书籍大量出版，出现了古典作品的插图注释书，绘画与文学作品成为一体的俳书，以绘画为主体的物语、小说等各种不同水平、不同种类、不同内容的带图书籍（图9-17、图9-18）。
图9-17 菱川师宣《花鸟绘づくし》
图9-18 西川祐信《绘本花红叶》
《毛诗品物图考》画工橘国雄的师傅橘守国是狩野派画师，一生参与了20余种绘本等书籍的制作。其中著名的有《唐土训蒙图汇》［平住周道著，享保四年（1719）］14卷序卷1卷目录1卷15册、《扶桑画谱》［内藤道有编，享保二十年（1735）刻本］5卷5册，自画作《绘本故事谈》、《绘本写宝袋》（1720）9卷10册、《绘本通宝志》（1729）9卷10册、《绘本莺宿梅》［元文五年（1740）刻本］7卷7册等，通过出版物将狩野派的画法公开于众。[10]《毛诗品物图考》中一部分插图与《绘本写宝袋》《绘本莺宿梅》构图类似，这既可以解释为画师师徒之间的技法传承，也让我们感觉到这些书籍是在同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出现的。(https://www.daowen.com)
图9-19 《毛诗品物图考》卷四“雄雉于飞”
图9-20 《绘本莺宿梅》卷四花鸟木之部“雪中野雉”
《毛诗品物图考》在刊行当时就很受欢迎，其后多次印刷。下面的图版就是其中的一种后印本（图9-21、9-22）。此外，该书在清末传入中国，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其版片也被卖到中国，在清末曾有去掉汉字旁边标注的日本名称以及返点、送假名等符号之后用中国纸张印刷的印本。此外，清末到民国时期，还曾经出版过几种石印本。[11]直到近年还有排印本、线装影印本等方式出版，可见该书旺盛的生命力。
图9-21 《毛诗品物图考》后印本封面
图9-22 《毛诗品物图考》后印本刊记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到，《毛诗品物图考》的撰著与出版背景中的确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文化要素。在接受、继承汉代以后经学、小学、名物学研究传统以及明清博物学、本草学、考证学影响的同时，融入了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的西方知识。此外，江户中期以后商业出版的繁荣、插图本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有学习研究中国古典需求的读者层的形成，则为该书以及同类带图本经学著作的出版流通提供了文化环境。《毛诗品物图考》这部雅俗共赏的著作正是在这样具有多种养分的土壤中发芽、开花，成为既具有日本特色也为中国读者喜爱的《诗经》学百花园中的一朵清馨的小花。《毛诗品物图考》问世之后不断印刷、广泛流通传播的事实说明，这种在多元化文化要素的多层次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形态，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18世纪以后日本社会新的知识形成的典型事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受到西方博物学影响出现的动植物图谱相比，《毛诗品物图考》虽然吸收了一部分外来知识，但是其图像的画法应该说仍然是东方式的。该书并非如西方博物图谱那样将动植物与周围环境分离开来作为标本绘制，而是将其与生长的自然环境一起描画，在揭示动植物形态的同时，注意表现植物、动物的生动活泼的姿态，在给读者以新鲜印象的同时，仍保留有日本与中国读者容易接受的传统表现手法。本书问世之后不断再版，畅销不衰，这一特点应该也是其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总之，从《毛诗品物图考》长期以来在中、日两国广泛流传这一事实来看，在考察18世纪以后日本社会知识形成的时候，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一个阶段，而有必要将其作为在多元文化要素接触、融合中产生的新的知识形态，予以重新评价。
【注释】
[1]本章系原作者直接提供中文原稿。
[2]西博尔德带回的《诗经》注释书包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名物图说》及日本著作《毛诗陆氏草木疏图解》《毛诗品物图考》等，均著录于1845年出版的西博尔德与其助手霍夫曼、郭成章共同编纂的Catalogus librorum et manuscriptorum Japonicorum a Ph.Fr.de Siebold collectorum［『フィリップフランツフォンシーボルト蒐集並ニヘーグ王立博物館所蔵日本書籍及手稿目録』（郁文堂书店影印本，1937.3）］。这些书籍现藏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其中《毛诗品物图考》（书号：SER755）书中部分名物的名称标注有阿拉伯数字，可知该书带到欧洲之后曾被阅读、参考。关于西博尔德从日本带到欧洲的和刻本汉籍的情况，可参照拙稿『シーボルト·コレクションの和刻本漢籍について』（『シーボルト日本書籍コレクション 現存書目録と研究』，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编，勉诚出版，2014.12）。
[3]如吴厚炎《〈诗经〉草木汇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潘富俊著，吕胜由摄影《诗经植物图鉴》（猫头鹰出版社，2004）；扬之水撰、绘《诗经名物新证》（增订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等。
[4]陆玑著作对后世研究影响极大，明代毛晋根据《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编撰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明清时期曾有多种研究著作出版。
[5]八卷，湖南省图书馆藏明张应文怡颜堂抄本（书号：△14/30），八册，十行二十二字，版心下印“怡颜堂钞书”，有“黄冈刘氏绍炎过眼”“黄冈刘氏”“校书堂藏书记”藏书印。
[6]黄春魁《诗经鸟兽草木考》，台北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1经部影印收录，1974。
[7]徐鼎，字峙东，号雪樵，吴县优贡生，著书有《毛诗名物图说》及《霭云馆诗文集》。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五上有传。《毛诗名物图说》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按鸟、兽、虫、鱼、草、木顺序对有关名物进行考证解说，在文字说明上面配以图像，共附有295幅图像，版面为上图下文形式。根据徐氏序文，该书内容只是他关于《诗经》所见礼乐服饰车旗等名物考证成果之一部分。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该书稿本确实包括对礼器等内容的考证，可以印证序文所言确为事实。《毛诗名物图说》出版之后不久即传到日本，并于日本文化五年（1808）出版了由本草学者小野兰山加注训点的日本刻本。
[8]四卷附录一卷，渊在宽撰，京都书肆北村四郎兵卫与江户须原屋茂兵卫于日本安永八年（1779）合作出版。
[9]释佛誉撰，木村蒹葭堂写，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书号：口12＿03664）。
[10]关于橘守国的研究，可参看浅野秀刚《橘守国とその門流》（上、中、下）（《浮世绘艺术》通卷82—84，1984.12、1985.3、1985.7），第24—26页、第13—17页、第11—15页。
[11]关于《毛诗品物图考》传入中国的情况及其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影响，笔者拟另外撰文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