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必须”教育方针的提出与沿袭

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21]这是有关“两个必须”教育方针的首次论述，这与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在各级学校中取消思想政治课有关，加之1957年底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重要的教育政策。1月5日，《光明日报》刊文《立志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指出：“清华大学经过一个多月的‘红专’辩论，上万学生对‘红’与‘专’错误认识有了改变，并对又红又专增强了信心。蒋南翔校长还做了‘政治是灵魂’的总结报告。”[22]2月9日，周恩来在与高校代表座谈会上指出，高校办学的有效办法是“三勤”“三放”。“三勤”是“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办学”；“三放”是“干部下放劳动、干部下放班系、学校开放大门”。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群众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指出群众办学与勤工俭学的高涨意味着学校正在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教育领域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教育政策方针中表现得愈发明显。

195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方针的问题。陆定一在会议上提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要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并指出知识分为“阶级斗争知识”与“生产斗争知识”两种类型。这一观点表明“八大”之后党在教育方针的认识上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即“教育要配合阶级斗争，配合生产，为教育而教育是错误的”。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少知识分子“为教育而教育”观点的全面纠正，其中各大报刊开始发文讨论“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问题。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徐特立《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的访谈文章，重申应充分认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教育方针的科学性，并强调生产实践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亚于文化知识的学习，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新时期。”6月18日，《光明日报》以《教育事业彻底革命的好榜样》为题发表的社论指出：“孟津的翟泉红专大学和禹县的鸠山大学办学经验值得重视，它不仅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从根本上改造国家面貌的重要问题。”[23]7—8月份，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分别赴各地考察教育工作，他们在各地讲话的一个共同观点是“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指出：“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他认为高等学校要抓住三样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4]

8月16日，《红旗》刊载陆定一根据本次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成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文章对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做了具体的阐释。9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艺术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确定了办学方针和跃进计划，会议要求“把红旗插到教学业务的心脏”“把文艺学校搬到人民公社基层里去”，这也是对毛泽东年初讲话精神的贯彻，这些口号已经表现出了“左”倾思想的倾向。9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一支数以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远大任务之一”。[25]这是对毛泽东在1月份有关“两个必须”教育方针指示的官方落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下开启了“教育大革命”。

此后，“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作为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各级各类教育实践活动之中。1958年11月1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展示了在“两个必须”方针指导下教育战线上所取得的成果。组织者宣称“展览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标志着党的教育方针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这是中国教育事业的一个大革命。”[26]在“教育大革命”的号召之下，此教育方针主导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实践，大大降低了教学水平。在1961年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上，周扬对1958年以来的“教育大革命”进行了总结，指出“在执行教育方针里边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一些缺点甚至一些错误”，主要的问题是：学校里政治运动与生产劳动搞得太多，课堂教学挤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地位；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历史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训练大大削弱了。[27]这样对于教育方针的理性反思并没有引起重视，在官方的报道中还一直宣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对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活动有重要指导作用。(https://www.daowen.com)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28]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同样要求贯彻“两个必须”教育方针，并根据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总方针，制定中小学校的培养目标。总之，1958年提出并全面实施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主要是为继续纠正在学习苏联教育过程中所出现的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党的领导等倾向，对于改变重读书升学轻生产劳动、重智育轻体育的传统中国教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过于注重政治对教育的绝对支配作用，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大大降低了教育水平。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了复信，即《五七指示》。其中有一段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29]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份“文革”的纲领性文件规定：“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0]由于“文革”期间教育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在实际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并没有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正常的学校教学几乎被废止。

粉碎“四人帮”后，为恢复遭受“文革”严重干扰和破坏的教育，1977年年底恢复了高考制度，并陆续恢复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1978年9月和10月颁发了大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本草案基本延续了1961年和1963年颁发的大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论述，其中关于教育方针和各级学校培养目标的表述基本一致，只是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31]因此，一般将此教育方针称为“两个必须”，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1958年初讲话精神的强调，也与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新领导以“两个凡是”来继承与巩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