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方针政策主导下的教育变革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跃进”的浪潮。教育在此过程中也被要求跃进式大发展，以致逐渐偏离按规律和实际办学的轨道，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教育大革命”阶段。
（一）1958年“教育革命”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天津大学考察时提出的“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点意见，直接成为1958年“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使得教育革命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政治挂帅，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权威的批判。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同“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提出新的培养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2]为此，在高校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兴无灭资”及“拔白旗，树红旗”的群众运动，在文史哲、政治、财经、心理、教育、新闻以及生物等学科领域开展学术批判，一大批专家、学者受到批判。与此同时，在高校开展“红专大辩论”“向党交心”活动，彻底批判业务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在高校招生中采取贯彻阶级路线、“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措施。
二是实行“全党办学”“全民办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中央决定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由地方管理。中央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甚至破天荒地改变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实行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强调扩大教育机会，高等学校为工农子弟开门，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教育，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各地举办了大量农业中学，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三是改革学校教育和教学，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各地进行缩短中小学学制的多种尝试，试行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五年一贯制，以及中小学七年、九年、十年一贯制等等。高等学校调整系科专业，修订教学计划，将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大学组成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的委员会改造系科和专业，编写教材、讲义，集体著书，联系实际工程开展“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和毕业设计。比较著名的是，清华大学师生承担了密云水库、历史博物馆工程的设计，南京工学院师生承担了北京火车站的设计。从1958年9月起，大中小学普遍停课，学生和教师大量参加大炼钢铁等生产劳动、“消灭四害”的运动；各级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大办民兵师，一些学校按照部队建制改为营、连、排，实行生活军事化，进行军事训练。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中断，教育质量无法保证。
伴随着全民诗歌运动和美术运动，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比较浪漫的。一些县、工厂和人民公社宣布已建立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1958年10月1日《光明日报》报道：本年新建中学26000余所，中学生比1957年增长47％；中专学校已达6000余所，在校生数比1957年增长220％；新办高等学校达800余所，全国已有高等学校千所以上，在校生数比1957年增长2/3；业余学校比1957年增加5倍半，学生达5000多万人。自然，这些“教育奇迹”不久就烟消云散了，“革命时期”种种过激的做法随即被废止。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整顿教育秩序，学校又基本恢复了原先的面貌；但其开创的缩短学制的改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改革，多种形式办学，全日制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探索等贯穿了整个60年代。在1966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中，1958年“教育革命”的各项主题和要素，包括批判资产阶级、三结合小组、开门办学，免试推荐入学、军事化等等，都将再次出现。
（二）高考中断与恢复(https://www.daowen.com)
1966年4月6日至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指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鉴于目前大专院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该《通知》说，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为实行新的招生办法做好一切准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刊登北京女一中、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信。社论指出：“现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33]。
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七名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信中把现行教育制度称为旧学制，并历数了它的“十大罪状”，进而建议：文科大学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学制改为一年、二年、三年，学生每年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学军事和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现有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改造，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今后要招收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学，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两个月内就高校招生发的第三份文件。该《通知》指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从1966年招收的新生起，将来毕业以后，可以分配当技术人员、干部、教员，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该《通知》决定停止执行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因“文化大革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本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六年之久。[34]
高考停止招生之后，高校并未就此停止运转。部分院校通过招收工农兵学员维持生源补充，主要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选拔工农兵学员中的优秀分子。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指导各地院校招生试点工作，本年度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的工农兵学员达到41879人。[35]由于“极左”思潮对教育的干预与主导，在招生与办学过程中屡次出现一些典型事件，如交白卷成了“英雄”的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马振扶”事件等。缺乏科学指导的中国教育，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正如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与王震的谈话中所言：“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36]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恢复高考来选拔最优秀人才进入中学、大学的看法。
此次谈话之后，恢复高考的步伐逐渐加大。1977年8月份，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与会人员对现行招生制度和在校学生质量提出尖锐批评，有高校教师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同。邓小平在总结发言时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37]几天之后，教育部根据本次会议的精神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月以上，因中间受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问题的影响，各方在本年度是否恢复高考问题上意见不一。9月19日，邓小平再次就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与招生政策发表意见，结束了这场持久的讨论，最终确定本年度恢复高考制度。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于1977年第四季度进行高考，新生于1978年2月前入学。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就此得到恢复。
总之，在1956至1979年的二十余年内，我国基本沿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只不过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这一旨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方针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