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方针政策的拨乱反正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新时期各项事业拨乱反正的突破口。1977年底，有关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开始形成，而“实践标准”成为争论的焦点。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47]5月11日，历时七个月、先后修改四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强调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去弄清是非。这篇文章的刊发立刻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它逐渐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教育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显得相对迟缓，教育方针政策并没有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热潮中实现重大调整，而继续沿用了1950年年底的说法。1978年3月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8]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49]然而，教育改革并没有推动实质性的变革。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和规划，主要有：《1978—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1978—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规定：“认真搞好教育革命，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50]1978年9月22日颁布的《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也规定：必须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直到1979年，教育界才开始对教育的指导思想进行认真反思，提出要在高等学校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教育研究》1979年第4期刊发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打破了一年多以来教育界的沉寂局面，以反思建国三十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为契机，尖锐地提出：三十年来，关于教育的理论、方针、政策、方法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文章认为过去十多年，林彪、“四人帮”在真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权力标准等主观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两个凡是”就是主观标准新的表现形式。要弄清三十年教育问题的是非，必须坚持实践标准。1979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转载此文后引发了全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向教育领域。1980年1月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建国三十年来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教育战线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总方针仍没有改变。

1980年12月1日至13日，教育部在天津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回顾建国三十年来教育方针的“左”倾错误，为教育方针的拨乱反正和新时期有关教育方针的讨论创造了条件。会议明确今后几年内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贯彻调整的方针，使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会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育体制与教育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时指出：“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51]此次讲话所表述的教育培养目标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已有一定的调整，成为之后一段时期内教育方针调整的重要参考。(https://www.daowen.com)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主要是解决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其中对教育方针做了这样的调整：“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52]全会批判了“文革”以来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阻挠拨乱反正的错误。至此，“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表述上以“又红又专”“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来取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则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总体而言，该《决议》提出的教育方针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在表述上已经终止“左”倾的革命思维，以“教育革命”为话语的教育指导思想逐渐被现代化建设所取代。

总之，1980年年底的天津教育工作座谈会是新时期教育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在会议所提出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教育体制的指导下，各项教育工作逐步得到科学的规划与恢复。1981年4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拟订教育事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需要研究的问题的通知》，强调要把加强教育事业列为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重要内容，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在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在调整中积极稳步地改革教育结构，认真进行整顿、充实、提高，逐步加强教育事业，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当前与长远结合起来，统筹安排。[53]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赵紫阳所做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强调“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既是保证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又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54]。该指导思想为新时期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