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路线的沿用与终止

新时期对教育方针政策的拨乱反正，并没有随着“四人帮”集团的粉碎而立即开启。它以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以来的教育方针政治化实践的全面反思与总结为开端。尽管对“教育革命”所造成的“十七年”教育事业的全面停顿有着共同的认识，但对于新时期教育方针政策的调整一开始并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却驶入“两个凡是”的思想雷区。

1977年2月7日，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三大主媒刊发《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文章指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8]“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是“教育革命”思想的延续。3月18日，《光明日报》刊登湖南省教育局的文章《华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该文介绍说，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二十多年，坚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遵循毛主席指引的方向 继续开展教育革命》的文章，在批判“四人帮”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歪曲和破坏的同时，强调《五七指示》是指引“教育革命”取得胜利的旗帜。[39]可见，“教育革命”仍然主导当时中国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种“极左”倾向一直到1977年8月、9月才开始逐渐得到纠正。

邓小平1977年8月8日、9月19日的两次讲话，开始对“文革”以来的“左”倾教育方针政策破冰。8月4日，在北京饭店召开有科技教育界33位著名专家和教授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对十七年的工作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40]尽管这次讲话并没有涉及“十七年”教育“左”倾错误路线的清算问题，但为打破“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思想束缚迈出了关键一步。毕竟邓小平彼时恢复职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工作职责也只限于教育科技工作。正如他自己对此次讲话的评价：“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41]此后，邓小平多次会见主管教育部门的官员，指示教育部要解放思想，意在打破教育领域沉重僵化的局面。9月19日，在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指出：对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42](https://www.daowen.com)

邓小平的上述两次重要讲话对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很好的破冰作用；但华国锋在8月12日中共十一大上做的政治报告中仍强调“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里的革命”，“要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43]。教育部理论组在华国锋思想的主导下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教育必须大干快上》《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 抓好教育革命》，继续走在“左”倾的教育路线上。直到10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关于教育工作的评论员文章会上，指出要狠批“两个估计”[44]。自此，教育界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平反活动，有关教育方针政策开始拨云见日。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指出：工宣队已经完成了在特定条件下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可以尽早宣布撤出学校，至于贫管会，还要保留，但应坚持不脱产。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随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和党的十一大以来形势的发展，各级党委都很重视教育革命，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现在从学校撤出工宣队，已不影响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45]11月18日和19日，全国各地报纸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四人帮”在1971年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炮制的“两个估计”开展大批判。12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在《人民教育》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实用主义的“模式图”——批判“四人帮”鼓吹的“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谬论》，文章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上海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经教育部同意，同济大学于1958年撤销了“五七公社”，恢复建筑、建筑工程两个系和学科教研室的建制。[46]“教育革命”开始从各级各类学校中逐渐消散。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就教育方针的认识存在着两条路线的不同理解，在邓小平等人的主持下，逐渐扭转对“左”倾思想路线的沿用，走向了全面的思想解放新时期，使新中国的教育经由全面的拨乱反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