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与教育综合改革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与教育综合改革

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这是新世纪继《科技规划纲要》《人才规划纲要》之后又一个指向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总结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基本成绩与得失,重点提出未来十年教育综合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总体任务和具体举措。《纲要》的颁布,对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培养适应于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的出台历时两年有余,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调研阶段(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2008年8月29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组织全国500多位专家学者成立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主要有发展战略组、素质教育组、义务教育组、基础教育组、精英教育组、高等教育组、技术教育组、教师教育组、继续教育组、教育创新组等。同时成立东、中、西部9个省市自治区分区域规划小组及7个教育分领域规划小组,委托8个民主党派中央、4个社会研究机构、6个教育学会进行平行调研。围绕《纲要》研制工作,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余次。2009年1月上旬至2月底,就4个方面20个热点、难点问题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和建议210余万条,来信14000多封。[64]其次是文本撰写和研讨阶段(2009年5月至2010年2月)。在广泛调研和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文稿初稿形成。之后经过大范围征求意见,各界人士提出意见近5000条,文稿经过40余轮修改,并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自主持下,召开数次座谈会,反复就文稿听取各方意见。再次是公开征求意见阶段(2010年2月)。2010年2月28日,《纲要》讨论稿全文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截至3月28日,共收集意见及建议27855条,媒体评论和意见、建议249万余条,创造《纲要》出台前反馈意见、建议的历史纪录。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纲要》。7月29日,《纲要》正式出台,确定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提出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具体表现为“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五个目标,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指明了方向。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出重大部署,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确立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着力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构建新型政府、学校、社会关系。以基础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为例,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推动校长、教师县域均衡配置,尝试优质师资轮岗流动。2013年11月19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介绍,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委出台措施,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实现县域内校长及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鼓励校长及教师到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工作,建立“县管校用”的义务教育教师管理制度,使教师由“学校人”变成“系统人”,为校长、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提供制度保障。截至2014年5月,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份出台了关于教师流动的相关政策,从定期流动、支教、对口支援、教育联盟、走教、送教下乡、优质教师资源辐射等方面对推进校长及教师交流工作进行积极探索,一些地方甚至进行了第二轮城乡校长、教师交流,并在机制上进行完善。

第二,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探索多样化人才招生与培养方式。主要有七条改革路径贯穿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全程:一是探索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的多种实现形式,包括小学初中对口直升,合理划分学区,学生在学区内直接进入初中,有条件的地区新建校实行九年一贯制办学等等,综合有效治理一些大城市择校过热问题;二是推进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健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情况为依据的招生方式,完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中等职业学校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实行注册入学;三是建立健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四是建立健全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制度;五是改革统一高考制度,建立普通本科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六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选拔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包括探索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分类考试,扩大培养单位和导师团队的招生自主权,建立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录取制度;七是扩大社会成员接受多样化教育的机会,建立多种学习成果转换认定制度。

第三,改革教育治理结构,实现管、办、评分离。管、办、评分离要求政府部门在管理上放权,按照各类教育的属性、服务对象来划分统筹权限,比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要强化县市区一级统筹,高中阶段要强化地市一级统筹,普通高等教育要强化省级统筹。政府部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渐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管、办、评分离后的政府部门,不再直接参与学校的办学和对学校的评价,而只有作为举办者的投入责任和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学的责任,这就要求扩大省级政府的教育统筹权,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第四,加强美育和体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改进美育教学,首先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通过教学让学生的情感世界纯洁化和高尚化;其次,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以深入的课堂教学,培育学生关怀人、关心人的情感与情怀,使其情感世界更好地社会化。《决定》提出,要“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从保障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条件的角度,各级政府要更多地履行责任。首先,要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列入政府民生工程,加大投入,整体规划学校体育工作,适时启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促进计划。其次,要建立学校体育工作制度性经费保障机制,将学校体育经费按照不低于8%的比例列入办学经费中。

第五,改革教育督导监测,培育第三方评估组织。《决定》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检测”。强化国家教育督导,一是要建立国家、省、市(州、盟)、县四级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委员会及日常办事机构,将政府业务部门监督、评价职能调整到督导部门,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督导评估制度;二是要注重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推行督学责任区制度,全面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三是要加强督导专业化建设,实现人员专业化、技术专业化、评估科学化。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评估监测中的作用,需要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培育第三方社会专业组织,进一步调动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性,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评估监测教育质量,适时将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程序之中,作为完善评估监测制度体系的重要运作方式。同时,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确保社会组织依法开展评价,独立承担相关责任。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方针政策发展历程,与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保持紧密联系。一方面,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每一次教育方针政策的调整,既反映了该时期国家对于教育的需要,也推动了经济社会建设的进程,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渐次推进,也必将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周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1卷),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页。

[2]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上),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1期。

[3]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下),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2期。

[4]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14日。

[5]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2期。

[6]周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1卷),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7]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8]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9]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1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1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13]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14]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15]周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1卷),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页。

[1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1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20]《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载《人民日报》1954年5月29日。

[21]《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22]吉林师大教育系编写组编:《建国三十年教育大事记》,1979年版,第207页。

[23]《教育事业彻底革命的好榜样》,载《光明日报》1958年6月18日。

[24]《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7页。

[2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860页。

[26]张树军主编:《图文共和国年轮》(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27]吉林师大教育系编写组编:《建国三十年教育大事记》,1979年版,第245—246页。(https://www.daowen.com)

[28]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0页。

[29]吉林师大教育系编写组编:《建国三十年教育大事记》,1979年版,第308—309页。

[30]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页。

[31]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0、1635、1640页。

[32]《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

[33]《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

[3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3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页。

[36]《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37]《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38]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0页。

[39]《遵循毛主席指引的方向 继续开展教育革命》,载《光明日报》1977年5月7日。

[4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42]《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3页。

[4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页。

[4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8页。

[4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

[4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页。

[47]张德成:《标准只有一个》,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

[48]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49]《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50]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页。

[5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9—560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5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4页。

[5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4页。

[5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1页。

[5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4页。

[57]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8页。

[58]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6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60]鲁洁:《值得每个中国人担忧的教育危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年第2期。

[61]郑金洲:《略析我国当前的教育目的》,载《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5期。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63]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4]顾明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解读》,见郭华主编《读书与教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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