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与实施素质教育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59]素质教育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决策性文件的颁布与实施，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教育价值取向、教育目的的争论有关。

有关教育价值取向的争论，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危机。1987年在巴西召开了第六届比较教育会议，“世界性教育危机”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而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在大幅增长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增加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有学者认为，学校领导和教师面临巨大的“生存恐慌”，学校教育正在“歧道”上行进，脑体倒挂，知识和知识分子贬值，教师队伍不稳定，与片面追求升学率相辅相成的“读书无用论”泛滥，学生流失现象不可遏止。[60]这场教育危机的根源在于由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没有充分重视个体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过分地看重和追求理想化人格的塑造和理想化社会要求的满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距离使得知识分子在急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感到迷惘，急功近利的教育倾向开始显现并愈演愈烈。

围绕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取向争论，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界有关教育目的的争论。教育究竟是服务于学生的升学考试，还是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似乎在当时成为一个对立而无法统一的矛盾，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无论是教育价值取向还是教育目的，都影响到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教育方针，有论者认为有关教育方针的表述存在“术语失当”的问题，造成教育实践的无所适从，如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才培养规格与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并非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61]整个社会急功近利思想的泛滥，使得原本复杂的教育实践活动朝着单一化的方向迈进，教育沦为为各级各类应试服务的工具。极端化的应试教育实践，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讨论。就此情形，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将实施素质教育提升为“跨世纪工程”的高度，随后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标志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由理念、口号转化为行动，并深刻影响了21世纪初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https://www.daowen.com)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9年6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而奋斗。”江泽民在会上做了《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的讲话，其中提到：“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62]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会议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是一次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事业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动员会，其有关人才培养规格与模式的变革思想直接推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