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材建设活动
教材，狭义上讲就是课本，广义上来说则是指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各种形式的教学材料。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文献浩如烟海，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又不断出现，学生只有通过教材才能花费较短的时间学到较为系统的知识。可以说，教材是师生开展日常教学活动、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工具和主要依据，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为此，教材的建设成为各师范院校教学管理上的一项重要活动。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材建设（1949—1956）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尚未正式统编各级各类师范院校的教科书。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出版署会议，确定了教科书要全国统一的方针；1950年12月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负责编制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科书。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至50年代末，我国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在引进、学习甚至照搬苏联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例如1953年的河北师范学院，“全部采用苏联教材的课程有5种，以苏联教材为蓝本进行教学的有6种”[2]，其他教材也完全根据苏联的教材编写。这一时期的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教材建设也只是围绕教学改革来编译苏联教材，同时也少量地编写了一些文史类教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习、移植苏联的教材，一方面稳定了我国当时的教学秩序，提高了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填补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在这个时期，有实力的学校也尝试着自编了教材。比如1953年下半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写了一部《教育学讲义》。这部《讲义》分为上下两册，是北京师范大学“为了提高各系公共必修课教育学的教学质量，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体系，编写的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3]。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教材建设（1957—1966）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我国师范院校的教材建设开始由翻译、借鉴苏联方式转向自主编制。1958年8月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指出：“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对教育部和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通用的教材，学校可以进行修订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此后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甚至学生自己都可以编写教科书，如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很多学生在1958年8月25日到10月1日的科学研究运动中参与了教材的编写。这个科研运动一开始，该系党总支就给全系师生提出明确的方针——“数学系的科学研究必须采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必须采取大中小问题全面开花，数学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教材编写问题，各种生产实际问题以及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并举的方针。”为此，该系有教师和同学200多人按工作需要编成工厂、机关、运筹、其他等六个组，活跃在生产实际的战线上，撒出了一个大网，四处奔走。他们访问了300余家单位，广泛收集了生产实际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不少单位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但也有一些单位百般阻挠。“有的工作人员看不起青年学生，他们觉得这些学生不懂得什么，有的干脆拒门不纳，有的半信半疑，先给一两个小题目考一考，有的连传达室都不叫学生进去，往办公室打个电话说没什么问题就拒绝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凭着满腔的热情，硬是解决了一批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生产实际问题，编写了4套16册为工农服务的新型的数学教科书。[4]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材建设（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国家统编通用教材被视为“封资修大杂烩”加以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解散，教科书的管理权限完全下放给地方，教材的编发完全由地方负责。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比较混乱，一般只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等课程。在开门办学的号召下，师生通过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来编写教材。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曾拼合了一个工农兵编写组，该组由45名师生、3个工厂的14名工人、空军后勤部的两名战士组成，编写了一本体现儒法斗争的《古代汉语字典》。[5]那时，政治课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专业课则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军事体育课则以备战为内容，文科、理科、工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并将生产劳动过程中取得的丰富经验及成果编入教材。1975年，山西师院的师生们把调查、实践、编写结合起来，把工农兵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编到教材中。比如：在专业基础课方面，他们根据农田水利事业的需要，增设了农田水利这门课，其中加强了小型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方面的内容；根据山西省山区面积广、黄土深厚，水资源较缺乏的特点，水文课则加强了水文地质和山区找水等内容；根据因土施肥、改良土壤、科学种田的需要，土壤课则加强了土壤速测化验、营养诊断和改良等内容，并重视专业技能的训练；根据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地貌学增加了黄土地貌和水土保持等内容；根据气象台站预报的需要，气象课则加强了农业气象预报等内容。[6]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教材建设（1977—201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统一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措施。1980年6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对高师文科教材工作做了部署，重申了高师文科各专业使用已经出版和正在编选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快速更新换代，教材出现了内容陈旧的问题。为使培养的人才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作为知识传播载体的教材就要及时反映科学技术的变化，保持先进性。比如公共课教育学教材的编写，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教育学》，它是高师教育系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它“力求反映我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7]，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本教材。专业课教材编写方面，很多高师院校在教育部的组织下承担起了教材编写的任务。除了国家统编外，各级各类师范院校也开始重视并鼓励自编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师在教材编写上花费了不少心血，该校邝荣雨等老师花了数年时间，编写出教材《数学分析》；西北师范大学在1987年初重新制定了《西北师范学院教学各环节基本要求（试行稿）》，其中强调：各专业所开课程“都必须精心选用或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到1988年初，已编写委属教材4套，自编、合编教材38套。其中《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被国家教委列为高等文科教材；《电化教育学》《数学分析》被评为甘肃省优秀教材；合编教材《物质结构》一书自198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连续再版6次，供全国各类高等院校使用，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8](https://www.daowen.com)
在中等师范和幼儿师范学校层面，教育部在1980年颁布了教学计划之后，决定编写一套全国通用的师范学校课本，不同的科目则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其中，教育学和心理学课本由北京师范大学负责编写，音乐及音乐教学法由上海市教育局编写等。至1982年已经编写出版的有《文选和写作》《语文基础知识》《代数和初等函数》《几何》《小学数学基础理论和教法》《生物》《生理卫生》《物理》《化学》《体育》《小学体育教学法》《音乐》《琴法》等13种课本。[9]幼儿师范层面则于1981年成立了全国幼师教材编审委员会，幼师通用教材的编写主要采取分期工作的形式，“先编写专业课和技能课教材，后编写讲义”[10]，先后出版了《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卫生学》《儿童文学》《语言教学法》《常识教学法》《计算教学法》《幼儿园美术教学法》《幼儿园体育教学法》等9种专业课讲义。
在教材建设活动上，教育部于2001年3月6日发布《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该意见要求“逐步建立起以国家规划教材为重点，门类齐全，适应培养面向21世纪的高素质、创造型人才需要的教材体系，即包括多学科、多类型、多层次、多品种系列配套的教材体系”[11]，并调整、补充了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时形成了一定的创新机制，建立了相应的监控机制以及激励机制，为新世纪教材的编写奠定了良好基础。该意见指出，“十五”期间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
1.对高校的教材建设进行分类指导，及时向教育部及受委托主管部门提出加强教学和教材工作与改革的建议；
2.继续深化面向新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指导新教材的编写与修订；
3.协助教育部及受委托主管部门做好“十五”教材规划，积极开展对已出版教材的评介、评优和推荐工作；
4.组织新课程、新教材的教师培训，提高教学水平，推广新教材。[12]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师范学校的教材建设活动也逐步走向多元化，不仅各师范学校自主编写教材，同时国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各种教材的编写。例如，2003年9月8日至11日，教育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教材资源展览”活动，其主题就是“共享优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展览的主要内容包含了“网络课程、资源库、支持网上教学的智能答疑、辅导及自动测评系统、文本教材、卫星电视教材或素材以及相关的教师教育网站等”[13]。活动遴选出“‘优秀多媒体课程教材’43种，‘推荐使用的多媒体使用课程教材’52种，评审入围的多媒体课程教材74种”[14]。通过此次活动可以看出，师范教育的教材建设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本教材，而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既有一般的文本教材，同时又包含了电子教材、多媒体教材等。各种形式教材的面世，为师范教育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